关于六朝人的“文”与“笔”
魏晋以后直到唐初，骈文占了优势，古代质朴的文风变得愈来愈华靡了。著名的文学理论专书——《文心雕龙》就是用骈体写的。但是六朝人仍然行用两种文体，骈体名为“文”，而散行的名为“笔”。在笔的方面，他们使用了当时的口语，与传统的文言文法融合起来，因此产生了一定的新鲜感。举《世说》一则为例：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南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明日之言邪（耶）？”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这里“有人从长安来”的六个字和今天的口语简直没有区别，但在汉以前，“从”字一定不用而用“自”字。可见文言与口语同时在变化中。而六朝时期的变化与我们今天的关系最深。例如现在口语中“这个”、“那个”、“的”、“他”等字都是从那时期继承而来的，不过有的字写法不同罢了。这说明文言与口语是有接近的趋向的，当然，也有些词汇现在不再行用，因而不易了解。 像《世说》这样的文风，有很显著的特点，就是平平淡淡，不费气力，不装腔作势。上例一段中，句头句尾也都不用助字，只在末后一个问句用一个“耶”字，表示这是当失望的时候用迟疑的口气说的。少用助字，也能使语意十分清楚，读起来使人感觉沉静，这是《世说》的特长。 与《世说》方向稍为不同的是《水经注》，《世说》不是没有词藻，而是词藻淡素，《水经注》则较为明秀。《世说》的故事性强，所形成的典故和成语已经为后世所普遍采用，脍炙人口，《水经注》则以描绘自然景物为专长，后人作游记一类的文章很能从其中得到启发。举例如下：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日）月，至于夏水襄（上）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更）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渌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注意其词藻之丰富华美，造句之整齐精炼，这样的题材与这样的风格确是配合适当的。以前的古书中虽然也不是没有片段文章与此类似，但总还没有充分发展过。汉赋中描绘自然景物的也不少，但偏于用浓厚的渲染来表达，不像《水经注》手法之空灵轻秀。这对于后世写景抒情的文章起重大影响，唐宋古文中记序一类，尽管并不袭取其外表形式，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 到了六朝末期，特别在南方文坛上起了一种惹人厌薄的风气，无论什么文章都不免涂上一层艳丽的色采，三言两语总离不了风云月露和妇女容饰的描绘，当然在这时期中也有优秀的作品，不过一般的作品只有外表而无内容，到后来就连外表也不新鲜了。于是在北周有苏绰等人创导复古运动，企图把文体扭转到秦汉以上，在当时也是对骈文滥调必然的反感，但单纯的复古究竟是行不通的。只是昙花一现就偃旗息鼓了，以后的二百多年仍旧是骈文盛行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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