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才能导向自由-出席德国之声恳谈会感想

Dangdi

宽容才能导向自由   
                      -出席德国之声恳谈会感想
王 炜

去年下半年，德国之声因为“张丹红事件”而闹腾得沸沸扬扬。在全球各地成
千上万的报道中，《华商报》的文字算是最为公道的。在经历过几次的听证和辩论会
后，2月6日，德国之声在本部大楼内再次举办了恳谈会(Gedankenaustausch)，就针对
德国之声中文部发生的争论交换意见。我应邀出席了此次恳谈会。
为“张丹红事件” 划上句号
在“张丹红事件”中参与争论的两方都被邀请，最终赴会的“倒张派”的有民
主中国阵线主席费良勇先生（核工程专家）、全德学联主席、作家彭小明先生，著名
汉学家马汉茂(Helmut Martin)教授的遗孀、美国“劳改基金会”总监廖天琪女士，达
赖喇嘛在欧洲的代表格桑坚赞(Kelsang Gyaltsen)先生，德国国际人权协会的代表以
及两位法轮功的女修炼者黄思帆博士和徐沛博士。另外两位被邀请的当事人还学文女
士和何清琏女士未能到会，而是发来了书面声明，德国之声也全部打印出来分发给所
有人。
参与组织德国学者和在德华人的公开信以声援张女士的代表是前波恩汉学会会
长Grosse-Ruyken先生和我。《德国之声》方面高层领导则全部出席，其中有台长Erik
Bettermann先生，台长办公室主任Burghof 博士，节目总监Christian Gramsch先生，
总编 Miodrag Soric先生，亚洲部主任Sybille Golte-Schröder女士和中文部高级编
辑代英先生等人。在去年12月离职的原中文部主任冯海音(Matthias von Hein)先生也
到场。对中国提出过批评意见的Dr. Rudolph教授也出席了恳谈会。
这次恳谈会可以说为“张丹红事件”划上了句号。目前，德国之声中文部主任
一职还空缺，暂时由节目总监和亚洲部主任代理执行。而张丹红女士的具体工作，也
还没有落实。但是，进一步的人事处理已经没有悬念了。从德国之声管理层的多次发
言中也可以感觉到，他们到目前为止对此事的处理得到监管机构的强力支持。因为这
是一个不对媒体开放的交流圆桌，而且倒张、援张双方的观点都已广为人知，所以我
对两方发言就不做具体介绍了，倒是在历时3个多小时的讨论过程中的一些花絮很有意
思，也引发了我的一些感想，愿与大家共享。
德国之声发出人权之声
德国之声的高层在恳谈过程中多次强调德国之声是人权的声音，这是立台以来
一直坚守的宗旨，并不是异议人士执掌人权大旗发难才有这个意识。德国之声绝对不
是任何外国政府的传声筒，但作为严守中立的公众法制下的媒体平台，德国之声也不
可能成为异议人士实现其政治诉求的工具。德国之声有自己的政治理念，但这个理念
是基于对人权、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的认同上的一般性原则而不是某党派、某个群
体所认同的政治倾向。德国之声由国家财政（出自纳税人）维持运作，但在日常运营
上完全独立于四年一届的联邦政府。
听到这些说法，我想起“张案”刚发端的时候我与一位在德国生活了近30年的
自由主义老前辈交流对此事的看法时，老前辈义愤填膺地说: “张丹红批评了总理的对
华政策就应该被炒，哪个企业员工公开批评公司老板而不被辞退”。当时我花了不少
篇幅向这位老前辈说明德国之声不是政府发言机构，而是实行在公众法制下的新闻工
作者自我管理的机制。再联想起我自己组织华人声援张丹红联署信之后往国会投书，
一开始还投错了地方（投到接受公民联署的请愿委员会而没有递交直接相关的“文化
媒体委员会”）。
我和这位老前辈都在德国生活了二三十年，但对德国社会的运作机制真正了解
多少了呢？看来在德华人还得花大力气去了解德国社会。想到我们很多同胞平时不关
心德国时事，对德国社会却多有高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还是静下心来把
我们的侨居国--德国，作为一个现代公民社会的模版好好了解、比较，这样得出的认
识才会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所裨益。
德国之声高管素质高
整个恳谈会给我很深印象的是德国之声管理层很高的公民素质、媒体人素质和
面对不同意见的宽容理性的态度。在对异议人士的民主诉求表示原则上的认同和对从
事民主、维权的人士所受的迫害表示深深的同情的同时，他们也对一些非理性的指责
进行了非常耐心、有理有据的解释和辩驳。
比如，对于德国之声中文节目被“红色渗透”的说法，他们指出德国之声每年
有1万篇中文报道，如果有人找出其中的6篇里面有些用词说法和中国官方新闻机构相
同的地方，就认为整个中文节目已被“红色渗透”了，这是无法让人信服的。关于倍
受责难的2008年3月拉萨骚乱的报道，因为中国政府不让外国记者进入西藏采访，各国
的新闻媒体都只能在很不完整、无法确证的信息基础上报道，并不是德国之声一家的
问题。而对于德国国际人权协会(IGFM)的代表在此提出要对来自中国的员工进行严格
的政治审查（和德国右翼作家圈Autorenkreis的公开信中的要求一样）的建议，德国
之声的管理层说搞“政审”是极权国家媒体的做法，作为信奉自由民主原则的德国国
家媒体，德国之声不搞这种涉及员工个人政治信仰的良心审查(Gewissensprüfung) 。
而台内有一系列制度和机制，用以保障德国之声这个媒体平台不偏离人权、民主的基
调，坚守新闻中立原则，不被某一政治派别或个人所把持或利用。如果认为某人有在
极权国家生活经历就不适合在德国之声工作是缺少说服力的，作为最有力的反证，两
德统一之后，原来东德国际电台的近百名员工来到波恩的德国之声工作，在将近20年
的时间里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会谈过程中有异议人士说：中国是个践踏人权的国家，我无法爱它，没法对它
有感情。这时台长先生很动情地说，我作为一个德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有些发言
权。我们民族经历了纳粹的统治，那是非常黑暗的一页，每个德国人都对此承担某种
意义上的历史责任，但我怎能因此不爱德国呢？这段历史是我们民族上无法回避的一
页，但我们可以直面历史，以史为鉴，而并不损害我的爱国情感。台长先生接着说，
我1974年就到过中国，见证了中国这30年的变化，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极权国
家，我们都希望中国的民主能有更大的长进，但不看到中国的进步也是不全面的。我
们作为记者（我自己本人也是记者）的职责是不带偏见的忠实的报道时事，中国是个
复杂的现象，很多角度的影像集合起来才能组成一幅较全面的图片。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这让我回想起整个张丹红事件的前因后果和广大在德华人的参与。张丹红女士
在奥运会之前发表的一些大受攻击的言辞是对德国社会在奥运之前对中国非理性责难
狂潮的纠正（即使成熟的自由、民主的社会也不能避免在某些时期陷入集体非理性迷
狂），即使有些地方有矫枉过正之嫌，但也要放在这个大环境里考量才能得出客观公
允的评判。在那段时间里，前有德国的《明镜周刊》2008的文章暗示在德华人（主要
是留学生和科研人员）多数是为中国政府窃取经济技术机密的间谍，后有把北京奥运
和1936年纳粹在柏林办的奥运相提并论的舆论导向，不说前者的荒诞不经，就是后者
也绝对经不起推敲。1936年柏林奥运后纳粹政权加快了对内清洗和对外扩张的战争准
备，终于把世界拖入了二战的灾难。北京奥运会不可能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但中国
向现代公民社会转变的步伐并没有停下来，对内提倡和谐社会，对外主张多元世界格
局，总的方向是对的。诚然中国政府离林肯总统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境界
还有很大差距，但执政党和政府也不讳认这点并在努力寻求解决之道，这和纳粹政权
并不可同日而言。像台长先生所言，“中国是个复杂的现象”，任何以偏概全的看法
做法都非人民的福祉。
而我在张丹红女士被停职前几天还在德国之声的网站上读到北京两位老太太因
递交游行申请，抗议非法拆迁而被判两年劳改的消息，一个被“红色渗透的中国政府
的海外喉舌”怎么会报道这类消息呢？由此也可见有些同胞也容易被义愤蒙蔽了双
眼，在对待敏感问题上缺少宽容、理性的态度（同样的，有些同胞在“张案”事出之
后大呼“德国纳粹回来了” ，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反而被不知就里的德国民众误会为
这是中国官方的正式论调）。另外，民主诉求和爱国主义并不冲突，双方应该是相辅
相成，互为彰显的。
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 爵禄可辞也, 白刃可蹈也, 中庸不可能也。”不偏不
倚，才是中道，而中道（庸），是最难的啊。
宽容比自由重要
尽管出席此次恳谈会的人士大多属于反对张丹红的阵营，发表过很多过激的言
辞，但坐在一起时，大家也能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这是宽容、理性的表现，我们国
人大多习惯“非友即敌”的黑白思维模式（这不正是我们指责一些不负责任的德国媒
体的原因吗？反身自省，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毛病呢？），政见不和，更要兵
刀相见，胜者为王。我这时想起胡适晚年多次强调“宽容比自由重要”，在这个场合
我更深的理解它的涵义和苦心了。而如果我们要从传统文化中寻求精神资源的话，现
代公民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基础━宽容、理性，不也是“中庸”精神的体现吗？
会上还有一个很感人的场面，节目总监在介绍完台内的自我监管机制之后指着
冯海音先生说,Von Hein先生离职转任中央部编辑并不是因为他被“红色渗透”了，而
正是有一套内部的管理监控机制和对出现问题之后的处理办法的规章制度，我们就是
按照内部规章制度，在去年12月的事情（指德国之声中文网在面对何清涟女士的责难
时发表了对张丹红女士反驳何清涟女士的访谈，看来这是有悖台规的）发生后，将von
Hein先生的工作做出了调整。但我们还是友好的同事，继续一起正常工作，von Hein
先生今天也不是站在被告席上。这时我想起孔子盛赞的“君子周而不比”（忠信亲密
而不曲媚结党）的团队文化，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看到是平时权职不明，人人
和事佬，遇到事情时则解决的原则和渠道均不透明，内斗到一地鸡毛的程度; 在类似
“主任”的高位上趾高气扬，一旦离职则众人推墙，落井下石，否定一切。如何回到
孔圣人的君子之教，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看来还得与现代公民社会的尊严平等的人
文观念和一切按规章办事的法治精神结合起来。
达赖喇嘛的欧洲代表格桑坚赞猛烈抨击了德国之声的西藏报道，我很和气的对
他说，藏族的文化、生存、自治等权力应该得到保护和声张，确实也有一些汉人在对
西藏的历史文化不了解的情况下发出过一些不适当言论，但这不是主流。而回到新闻
这点上，你们“流亡政府”的新闻稿也不是都很让人信服啊。令我很惊讶的是，他当
下承认海外藏人的稿件、言论也有不当之处，最大的问题是习惯使用对抗、冲击(他用
了Konfrontation 这一词)的思维和语言，这样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回到平和、理性
的道路上来。可见海外藏人也不是铁板一块，在宽容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平和、理性的
对话才是正道。
细心的人们最近可以发现，在德国之声中文节目的内容上，有了明显的变化。
对于中国政府的异议人士的采访增加了，批评中国政府的声音加强了，最近还推出了
《达赖喇嘛图片专辑》。这一切很符合当时发难者的意图，但实际效果如何还要让华
人读者听众来下结论。德国之声中文节目的目标群体是华人，人心中都有一把尺子，
中国政府可以批评、不对的地方应该批评，但如果为了表示自己的“政治正确”
(Political Correctnes)而使公正全面的报道让位于一边倒的、原教旨主义式的批
判，就很有可能会有违初衷，南辕北辙。
我想起德国奥运代表团团长Michael Vesper 博士回复我的《致德国奥运会代表
团的公开信》时所说的（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是德国之声自治的最高机构—广电委
Rundfunkrat 的成员）:“体育的职能不是激化矛盾，而是帮助建立各民族沟通的桥
梁……” 。 举世关注的“张丹红事件”尘埃落定之后，希望德国之声也能继续承担
有公信力的、中德沟通的桥梁的职能，为中德友谊、也为中国迈向现代公民社会的进
程起到应有的积极推进作用。
（本文作者是欧洲青田华侨第二代，现在会计事务所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