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fel的轩然大波：德国慈善食品，先布施给贫民还是难民？

KaiyuanEditor

德国华商报顾强 文 从埃森饭桌看当今德国社会 难民引发社会分裂 & 老年贫困

德国埃森“饭桌”慈善组织一事，一周以来引起了德国举国上下的激烈讨论，甚至连总理默克尔也加入发声。

“饭桌（Tafel）是德国一个向贫困民众发放食品的救济机构。它将超市即将过期、已下架的、仍可食用的食品收集起来，发给社会上有需求的贫困百姓。目前全德国共有934个"饭桌"组织，遍布全国各地，大约共有6万名志愿者为这一机构提供义务工作，固定的员工有大约2100人。它是目前德国规模最大的社会救济运动。“饭桌”的运营资金全部来自于捐赠，但也有一些项目可以得到公共资金不定期的资助。“饭桌”的工作人员均为义工，他们的工作不计报酬。

今年2月22日，一条有关德国埃森市(Essen)“饭桌”的新闻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据媒体WAZ在线报道，北威州埃森市的“饭桌”协会从1月10日开始只接收德国国籍的新会员。该饭桌协会主席萨托尔 (Jörg Sartor) 接受该报的采访时表示，落实这一措施实在是迫不得已，因为一段时间来该处领取食物的难民和移民之比例超过了75%，德国的老奶奶们则被排挤了出去。这些外国难民和移民没有排队的习惯，也不知该如何排队，在“每天打开大门时，都能看到排队的人群中出现推搡和拥挤的现象，他们丝毫不顾及身边的老奶奶。”他们发现老年妇女和单亲妈妈来“饭桌”求助的越来越少，同时难民的比例却越来越高，导致救济食品不足。

2015年的难民潮发生之前，埃森“饭桌”接待的非德国裔会员大约占35%的比例。出于目前的实际情况，年老体弱的德国老奶奶和体力单薄的单亲母亲却领不到救济。萨托尔对WAZ说，为恢复会员比例的平衡，他的协会自2017年12月起决定暂只接收德国国籍的新会员，而之前已经加入饭桌协会的外国人仍可获得食物救济。

目前全德“饭桌”的现状是，一些地区早已出现了类似埃森饭桌的相同情况。据巴伐利亚电台报道，在该州的雷根市(Regen)“饭桌”会员中，难民同德国人的比例为15比1∼2。另一小城茨维泽(Zwiesel)则已将“饭桌”中的难民会员限制在15个以内。

在德国，凡领取政府福利救济、住房补贴以及基本社保(Harz4)的人就都可以申请加入“饭桌”协会，成为其会员而享受救济食物。埃森”饭桌”协会共发放了1800张会员卡，但享受”饭桌”救济的人却是所发放出会员卡的3至4倍，究其原因是一个家庭的多人在使用同一张卡。

据埃森"饭桌"的负责人萨托尔（Jörg Sartor）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时说，他们向经常来领取食品的顾客了解了一些情况，结果发现，特别是德国单身母亲面对满口讲着听不懂是什么语言的外籍男子时感到不太舒服。“我不是说她们害怕，因为用害怕这个词有些夸张，但是这些女性在排队的时候，感觉不太舒服”。萨托尔还补充说，前来领取食品的人在排队时拥挤、推搡，甚至发生肢体冲突的情况，导致德国的老人、单身母亲不再来“饭桌”领取食品了。萨托尔将目前的“只向德国人分发食品"的做法称为"改革的过程”。

WAZ的报道出现后，埃森“饭桌”的大门及其运输车辆被人用油漆喷上了“纳粹”字样的涂鸦。德国政界和全社会自发性地展开了大讨论。默克尔总理也在百忙之中批评埃森“饭桌”的做法, 她在接受电视台RTL采访时说：“不应该有这样的划分，这样做不好。” (默克尔的原文 : Da sollte man nicht solche Kategorisierungen vornehmen. Das ist nicht gut.) 。她同时也承认在"饭桌"做义工的志愿者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埃森市位于北威州，该州议会中的社民党SPD党团主席也批评基民盟担任市长的埃森市长期以来忽视饭桌现状透露出的信号，相比之下其它地方的政府就比埃森市做的更好，他们通过劳动局调动更多的求职人员去支援当地饭桌协会。德国联邦议会社民党党团中的健康科学专家Karl Lauterbach在他的推特里写到，“仇外都发展到最穷的穷人阶层了”，“饥饿是平等的” ，不能只是德国穷人单独享受救济食品。

德国社会部部长、基民党成员Katarina Barley于2月27日对柏林<<每日镜报>> (Tagesspiegel) 说到: “把一个群体笼统地排除在外不符合一个团结一致的社会基本价值观。需求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能得到救济食品的标准，而不是他的护照。”

甚至还有一个主要由在德国的土耳其人及穆斯林人组成的亲土耳其的小党Allianz Deutscher Demokraten（简称ADD， 德国民主联盟）要将埃森“饭桌”协会及其负责人萨托尔以莫须有的偷税漏税罪名告上法庭。

但网络上同时也有不少的人支持埃森“饭桌”的做法，要埃森饭桌负责人挺住。讨论不仅在政治层面，也在法学界展开。杜塞市的左党成员、律师普利格( Jasper Prigge) 认为，如果有被埃森饭桌赶走的人想打官司，可以找他。他将查看案件是否违反了<<平等法>> (Allgemeine Gleichbehandlungsgesetz )。德国不来梅大学法学教授稻博乐(Wolfgang Däubler)是一系列有关<<平等法>>著作的作者，他则认为埃森饭桌事件难以归入<<平等法>>范畴内。从稻博乐教授的角度出发，埃森饭桌事件也许能归入宪法范围内。饭桌组织是国家功能的替身，也即保护人们免受饥饿。即使它是一个私人机构，也必须遵从宪法。而且宪法也规定不允许因种族和肤色而受到歧视。反歧视机构的人士则认为，这一事件事关敏感的政治话题，应该以法院判定为准。

埃森饭桌的负责人萨托尔因这个事件也被社会上有些人谩骂为种族主义分子、纳粹。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他发表了讲话：“我已经厌烦了这一切，决定不干了。” 他面对社民党的指责愤愤不平，他说一帮政客毫不了解情况便攻击我们，他还说他全家都是社民党党员，他的父亲是北威州另外一座城市区里的社民党代表，自己也是多年来一直投票给社民党。现在可好，社民党居然利用他这个事件来攻击基民盟，从而在政治捞资本，因此他与社民党的缘分到此结束。

埃森市的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组织从来不关心该市饭桌的问题，但此时突然都表示伸出援助之手，想与饭桌协会合作，但这些党派的行为都被萨托尔认为是捞政治资本而给予了拒绝。

进不了德国联邦政府组阁的左党女主席Sarah Wagenknecht则另有见识地说到：“我认为默克尔对埃森饭桌的批评纯粹是一种虚伪和假正经“wirklich pure Scheinheiligkeit und Heuchelei”。事实上，饭桌反映出来的问题早就存在多时了。饭桌反映的问题不在于谁有获得救济的优先权，而在于国家政府将难民政策带来的后果推给了在社会底层生存的人民。”

正如全德“饭桌”协会主席布吕尔(Jochen Brühl)在接受2月27日出版的《新奥斯纳布吕克》报采访时表示，他不接受默克尔总理的批评，“当前的局势，正是她的政策所造成的后果。” 布吕尔还认为，那些批评“饭桌”的政界人士根本就不了解真实的一线状况。他呼吁德国政界应当真正关心社会弱势群体，政治人物应当扪心自问，自己应当对不断增多的问题承担多大的责任。布吕尔说：“现在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低工资领域，基本社会保障不充足，而移民政策也不平衡。政治框架条件必须要有所改善。这可不是'饭桌'的任务，而是国家的职责。”

同时，社会上也有批评诸如ALDI连锁超市的声音。这些人士批评ALDI每日倾倒成吨的将要过期的食品。如果这些食品都能提供到饭桌机构，那么应该能满足那里所有人的需要。

就在埃森饭桌事件发生后的一周，位于埃森市北面大约30多公里的小城马尔(Marl)的饭桌协会Marler Tafel e.V. 于3月1日也宣布，拒绝单身男性难民前来领取救济食物。据媒体报道，来马尔饭桌领取救济食物的外国人比例已经高达80%。该协会解释说，他们拒绝单身男性难民前来领取救济不是因为他们的国籍原因，而是救济食物在数量上已经无法那么多人的需求了。领导人勒娜特坎普女士说到，目前他们协会只能收纳带有孩子或者退休老人的家庭，事实上，也有德国单身男人被拒绝领取救济食物。她强调，采取这个规则实在是因为救济食品不足，对于被拒绝的人可以每隔四周再来询问一次。

埃森饭桌问题显然是一个德国社会现状的缩影。难民已经在挤兑德国本土公民。埃森饭桌凸显贫困人群首当其冲地在饥饱问题上受到了难民的挤压。另外德国的住宅市场、托儿所、幼儿园和学校也面临着难民太多的问题。中小学校因为不让难民的孩子掉队，学校不得不降低教学目标，导致教学质量大幅下降。

目前的社会现状令人联想到德国作家扎拉青Sarrazin。早在2015年难民潮爆发之前，德国经济学家、作家、原社民党成员、柏林市财政部长蒂洛·扎拉青于2010年出版了一本书 《德国正在自取灭亡》(德语原文: Deutschland schfft sich ab) 中提及我们是如何将我们的国家置于危难之境 -- Wie wir unser Land aufs Spiel setzen。这本书在出版了2个月内，成了德国10年以最畅销的、由德国作家写就的非政治类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