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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型经济下 寻找香港的世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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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4.8.2017 08:29:2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很多人仍会用“象牙塔”形容大学。其实在新经济推动下的社会,很多大学已经不断转型,这形容词已经过时。环顾全球,大学均会思考自我定位;而政府倚重大学研究高端科技、解决人类重要课题和挑战,以及培育人才,成了不少先进国家的一个成功方程式。

看看美国:搜寻器“谷歌”(Google)在史丹福大学诞生,除了专利及投资回报之外,它还提供很多研究机会和资助给大学,每年有过千个高增值的就业机会给毕业生;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在最近6年间开创了140间公司、制造了4400个职位及11亿美元的经济收益。这些新创企业收益,其中有不少新概念正是由年轻毕业生带进企业。

德国的大学,培养大批愿意花长时间在实验室磨练以至一直进修到博士研究的学生;也有专研创新技术,如Fraunhofer一类的研究所,创造新技术、研发业界解决方案。学界作为工业界的后盾,令德国在汽车制造业、化工及工业材料、绿色科技等工业,长期站在世界市场的尖端。这些一流学府毕业生,最大的梦想不是在追求高薪,而是要找到最好的机会挑战自我、改变世界。

可供香港借镜的国家

资源有限的国家,可供香港借镜者更多。新加坡建国50多年,对教育、经济及科研的重视及配合有增无减。历史短而面积有限的一个小国,能有今日的成就,主要基于这国策。

新加坡国立大学及南洋理工大学在国际排名节节上升,全因目标设在要与国际一流大学争长短,而非着眼在胜过本土或亚洲区同侪。政府把着名学府如麻省理工、牛津、北大、慕尼黑科技大学和苏黎世科技大学等引进新加坡,在合作中寻共识,从竞争中求进步,以融合迎创新。

大学亦重视多元化,如耶鲁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合办博雅教育,培养具人文关怀的未来领袖;医科及法律学收生,不一定取录考试状元,反而着力物色有潜力、对专业有特别贡献和环境特殊的学生。

新加坡知真正成功不在培养学术尖子

新加坡中学数理程度在PISA(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屡创佳绩、学术奥林匹克奖牌无数,到英美升学的学生不少均获得殊荣佳绩。但新加坡深知真正的成功,不在于能培养学术上的“尖子”。因此中学课程不停活化,尽量发挥学生的天赋能力,并设立运动、音乐、设计及美术等专业学府,让不同兴趣的同学可各自走出一条自信的路。新加坡在这方面下的心思,不下于港人熟悉的组屋及城市绿化政策。

瑞士天然资源如风景、朱古力、芝士,固然吸引人;其高质素的制造业除了钟表业之外,家庭及个人护理产品及新工业发展,成绩也很瞩目。世界最大的药物及食物厂在瑞士起家及发展,与大学紧密合作,带来很多新的路向和灵感,孕育出大量新一代的药剂、保健食品、化妆品及医疗器材等。瑞士制药工业有13.5万雇员,出口市场占总出口量的三成及GDP(本地生产总值)的6%。着名的苏黎世科技大学和洛桑理工学院培养的人才和研究,贡献良多。

日本在战后诞生了25个诺贝尔得奖者,主因是她在基本(上游)研究的投资,在世界是数一数二的。东京大学及京都大学的期刊论文,既精亦广,上佳作品每星期都有。在创意的背后是努力及坚持:你在晚上9至10时进入几乎任何一个实验室,总会见到一大群研究生及年轻教授在工作,大教授在办公室改文章或毕业论文,风雨不改。

日本的产品以高质、精巧及富创意见称,也是学府的研究技术转移到工业的成果。以“狮王”这个由牙膏起家的品牌为例,其精致产品范围已扩及客饭厅、厨房及浴室用品,进军世界市场。

以色列除了常见于中东复杂地缘政治新闻之外,全球多国也重视其创研科技的智慧。这个国家创新能力极强:过去10年开创了超过2000间公司,加上3000间其他中小型企业、50间大型企业及300间跨国机构的研究中心。单是在2016年,她的初创企业便吸纳了破纪录的近50亿美元创投基金投资额,被视为创意产业王国。

高度创意背后离不开科学发明。以色列理工学院(Technion)及魏茨曼科学研究院(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近10年已出产了几名诺贝尔奖得主。2009年得到诺奖的Yonath教授,出身自清贫家庭,生活简朴。笔者曾跟她对谈,体察到她对科学的热情、家庭的热爱及研究的热诚。从她身上看到以色列人凡事能干、能变、能创。

大学、社会及经济发展相辅相成

以上国家有3个共同点:

(1)高GDP及PPP(购买力平价),经济很多元化,不会是单靠自然资源或服务行业或金融机构去维持一个社会。以发展高端制造业为国民提供高质素的就业机会,从高产值产品出口带动经济。

(2)大学、社会及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相辅相成。政府、社会和大学由信任寻共识、由互助创企业。在学术自由及上游研究前提下,大学可尽显所长,把优秀及最新的研究结果及发明用之于世,同时培养未来一群出色的学者、领袖及专业人才。

(3)大学的视野及目标是世界性的,但价值观则带有浓厚的本土气息。由人才培养到研究及创新都与社会有协同效应,它们心在内而志在外,在国际竞争占一席位之余,定必显示对国民的使命及责任。

笔者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时,曾有一个学生,她修毕3年应用化学,成绩不俗,却没有进读4年制的荣誉班。她的志愿很清晰——在工业界大展拳脚。毕业后虽有一份不错的药厂工作,但数年后辞职,用毕生积蓄开了一间小型环保公司;20年后发展成跨国企业,业务扩展到中国、中东及世界。生产技术包括海水化淡、废水变食水、空气抽水、工业污水处理等等不同范畴的水工程。除了解决新加坡食水供应这个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又赞助大学的研究,再把本土的技术带到世界各地。这公司的成功,有很浓厚的“政用产学研”协同发展的味道。

处理好分歧 路可更阔走更远

治理一个地方或做学术研究,都应该知道《孙子兵法》其中一个道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一个优秀的教授,对自己的专研项目、世界各地教授的专长及自己的定位,都了如指掌,因而很懂得舍短取长、汲取他人的经验和教训,从而精益求精。办学及治国也如是,要按自己的条件找对定位,在竞争中与他人求合作,知己知彼下寻求最佳伙伴。

香港条件很好,只要配合得宜、处理好分歧,发挥的路可以更阔、视野更广、走得更远。这是诺贝尔的精神、顶尖大学的定位,亦是治国齐家的座右铭。

香港回归至今20年间,GDP由1770亿美元升到3100亿美元,升幅近八成,表现可圈可点。但问题不在量而在质。更重要的是在知识型经济的模式下,一定要有独特的条件及优势,否则难以维持竞争力,更遑论突破。

以上各国的特征及战略很明显,我们对香港的条件及优势亦很了解,但社会发展战略到底是什么?

(作者按:文章属个人意见;编者按:文章标题为编辑所拟,来稿原题为“寻找香港在世界上的定位与战略”)

作者贺子森是香港大学副校长(研究)、化学系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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