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

天一

                       西汉文帝时，有洛阳才子之称的贾谊，年少有大志，世人多有推崇。然而贾谊大才难用，抑郁而死，死时年仅33岁，后人很是惋惜。<br>    一代伟人毛泽东在提到年轻有为的历史人物时，常常提到贾谊，说他在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是古时的秦汉专家。说他的“《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对他因为梁怀王坠马，自责“为傅无状”郁郁而死，深表惋惜。在毛泽东的诗词集中，有两首是专写贾谊的。一首是《七绝·贾谊》：<br>    贾生才调世无伦，<br>    哭泣情怀吊楚文。<br>    梁王堕马寻常事，<br>    何用哀伤付一生。<br>    另一首是《七律·咏贾谊》：<br>    少年倜傥廊庙才，<br>    壮志未酬事堪哀。<br>    胸罗文章兵百万，<br>    胆照华国树千台。<br>    雄英无计倾圣主，<br>    高节终竟受疑猜。<br>    千古同惜长沙傅，<br>    空白汨罗步尘埃。<br>    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有过一段很长的关于贾谊的评述，对英年早逝的“英俊天才”（毛泽东语）的暂短一生说得十分透彻。先生说：“贾谊，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廷尉吴公荐于文帝，召为博士，时年二十余，而善于答诏令，诸生莫能及。文帝悦之，一岁中越迁至太中大夫，且拟以任公卿。绛灌（周勃、灌婴）冯敬等毁之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帝亦疏之，不用其议；后以谊为长沙王太傅。谊既以谪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吊屈原，亦以自喻。<br>    “有枭飞入谊舍，止于坐隅。长沙卑湿，谊自惧不寿，因作《鵩赋》以自广……大意谓祸福纠缠，吉凶同域，生不足悦，死不足患，纵躯委命，及与道俱，见鵩细故，无足疑虑。其外死生，顺造化之旨，盖得之于庄生。岁余，文帝征谊，问鬼神之本，自叹为不能及。顷之，拜为帝少子梁怀王太傅。时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为列侯，谊上疏以谏；又以诸侯王僭拟，地域连数郡，非古之制，乃屡上书陈政事，请稍削之。其治安之策，洋洋至千言，以为‘天下事势，有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因历指其失，颇切事情，然不见听。居数年，怀王堕马死，无后；谊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年三十三。”<br>    司马迁对贾谊的坎坷人生和不幸遭遇，也表示了和对屈原一样的同情、感叹，并且将他们二人的传记合并一起，值于《史记》之中。后人并称“屈贾”。<br>    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对贾谊的怀才不遇，也多有不平，写诗为其悲鸣：“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br>    后人虽然对贾谊多有赞赏、惋惜、感叹、推崇，但也有唱些反调的人。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在他的《贾谊论》中，就实实在在地批评了贾谊：“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苏东坡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苏轼的关于贾谊的论点，虽然在历史上算少数派，但也多有“二分法”的观点，不能说一点可取的地方也没有。从某种意义上说，贾谊不能为汉文帝所重用，他的政治见解和策论不被采纳，除开老臣们为了自己的即得利益而坚决反对之外；除开汉文帝为了玩御臣之术，在新老大臣们之间搞平衡，维持自己的统治之外，也的确有贾谊自己的一定责任。<br>    苏东坡认为，贾谊的不足是不合时宜，轻用其才。苏东坡说：“君子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贾谊没能做到这一点，贾谊明知周勃、灌婴是朝廷的元老重臣，有大功于社稷，在朝廷上能够左右国家的政治局势，而汉文帝又是依靠他们才坐上皇帝的宝座，也必须依靠他们来稳定国家政局，稳定自己的宝座，而偏要皇上“使其一朝其间，尽去其旧而谋其新”。更何况汉文帝时正是西汉王朝的所谓“太平盛世”，时人多认为“天下已安已治”，皇上能把这一切都抛弃了吗？所以苏东坡说：“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br>    苏东坡不但明确指出贾谊的过失，还为贾谊谋划了一个好主意：“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灌婴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但是，贾谊年轻气盛，不顾客观环境，一再申明自己的政治主张。结果不但主张不得实行，自己还断送了年轻的生命。<br>    对贾谊的死，苏东坡也颇有微词。他认为贾谊“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经不起政治打击的表现。打击一来，就消沉，就颓废，就自杀，是“亦不善处穷者也”。政治上的短见，“谋其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苏轼甚至认为贾谊算不得成功的政治家，或者根本就不是什么政治家。<br>    西汉文帝、景帝两代，被当时人称为太平盛世，史称“文景之治”。汉朝史学家班固说：“汉兴，扫除繁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汉言文、景，美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有如下的描述：“继孝文、孝景，清净恭俭，安养天下，七十余年之间，恭俭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而阡陌之间成群，乘字母者摈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br>    如此的太平盛世，皇上能不沾沾自喜？大臣能不自鸣得意？可就在这时，偏偏杀出一个“洛阳才子”贾谊来，而且还要搞一个什么居安思危的“危言耸听”。你说皇上能接受吗？大臣能高兴吗？也许皇上和大臣并不认为贾谊的话讲得有什么错误，可是他说出的时机不对，所以再对的话也没人听！因为大臣们认为，贾谊是在“大煞风景”，是跟皇上和大臣过不去。当然，等待他的也只能是群起而攻之，等待他的也只能是政治上的打击和贬谪。到了这个时候的汉文帝，就只好站在老臣的一边，把年轻的“洛阳才子”拿出去当牺牲品。<br>    贾谊的话讲错了吗？没有！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紧接着上面的评论，就有如下令人震惊的描述：“当此之时，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自是之后，孝武内穷侈糜，外攘夷狄，天下萧然，财力耗矣！”<br>    可见贾谊的话没有错，但却讲早了。真话讲早了就败了人家的兴，谁愿意听？所以说，贾谊的倒霉，不是别的，就是因为他的真话讲透了，讲早了。虽然后来的历史不幸被贾谊言中，但是汉文帝没有看到贾谊《治安策》里描述的可怕景象，周勃、灌婴也不知道在他们死后，大汉王朝是怎样由盛转衰的。尽管那后来的祸乱实实在在是藏于文、景，兴于汉武。<br>    毛泽东说《治安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怕是以今天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而言。论直接经验教训，贾谊的“大才难用”，也足可以警示后人。但是人常常又是一种很怪很怪的动物，很少能把自己意识到的错误，在今后的实践中改正过来。譬如上面提到的苏轼，论贾谊的失误头头是道，而且还给贾谊开了医病的良方。但是，轮到苏轼自己，却也糊涂起来了，他把自己在《贾谊论》里说的种种，全都忘了，于是，就重蹈了贾谊的历史性悲剧。<br>    司马迁在写《史记》时，有意把屈原和贾谊的传记写在一起，大概也是为了提醒那些有着屈原和贾谊一样大才智的后人，不要再重蹈历史悲剧的覆辙，因为屈原正是以一颗对祖国、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屡屡上书，屡屡陈谏，却遭到了朝中一班奸佞势力的构陷迫害。屈原死后不到一百年，就有着和他相同命运的贾谊，又步了他的后尘；而在贾谊死后的不到一千年，又有苏轼和他一样，一生遭贬流放，最后在颠簸流离的生活中，郁郁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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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治坏事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