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四十年》 王明道先生的口诉历史

令狐药师

第 四 十 章 他 们 息 了 自 己 的 劳 苦

五月二十八日王太太在医院动白内障手术时, 王先生还能亲自去医院探望, 谁知仅仅过了两个月, 他就与世长辞了。
六月一整月, 他都没有问题, 饮食起居一切正常。月初、月中乃至月末, 家中的主日聚会都一直照常进行。他留下的最后几篇信息是:《等候神》、《误会》和《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 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在读完他头一篇信息后, 他补充说:“等候神是圣徒必须学习的一样极重要的功课, 但也是最难学习的一门功课。”在这次聚会上, 王太太作了她动白内障手术的见证。她因为没有自己的意思, 专一等候神, 就蒙了神特别的恩典, 这是等候神的人有福的一个证明。在六月十六日的聚会中, 读完了《误会》那篇文章后, 他补充说:“大家恐怕看我是一个顶快乐、顶幸福的人, 很少人会想到我受的误会是令人难以设想的。从十四岁起, 在我眼中最可爱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母亲爱我也爱到极点, 但对我误会最大的也就是我的母亲。”
王先生晚年的信息, 积数十年之经验, 重点在于多多认识神, 倚靠神和等候神。唯有多多地认识神, 才能真正作到倚靠神和等候神。他在这些信息中用他亲身的经历, 无论是失败或是得胜, 来说明神话语的真实与可信, 意义更加深刻。
一直到六月二十五和二十六日, 他还能与去沪看望他们的甄品道先生畅谈往事, 谈起抗日战争胜利后, 他去成都燕京大学和华西大学讲道时的事。他说那时吴耀宗先生在华西大学任教, 有一派人拥护吴耀宗先生亲苏亲共, 另一派人则反对他。反对他的人把主祷文中的祷告词改了几个字来讽刺吴先生:“我们在北方的父(指斯大林), 愿你的旨意行在中国如同行在俄国一样。我们日用的卢布, 今日赐给我们 ......”四、五十年前的一些小事, 他还能记得, 可见他的身体和记忆力仍旧是很好的。 天有不测风云, 七月二日早晨他起床时说话感到困难, 也感觉不舒服, 口有点歪。先还以为是未装假牙之故, 及至装上以后, 仍旧没有改善, 才知有了障碍。下午天铎去看他时, 还是他自己把这个情况讲出来的。虽然他说话还很清楚, 但是总有一种说话受到障碍的感觉。王太太不赞成送他去医院, 天铎就向一位作医生的同学请教, 他分析有三种可能: 脑溢血、脑血栓和心脏送血不足。因为王先生平时血压偏低, 脑溢血的可能性不大。血栓的可能性最大, 但须经脑科专家诊断方能确定。
晚上, 王先生请王太太给他读《神对我是千真万确的, 而不是虚无缥缈的》那篇文章, 他能够听得很清楚。睡前体温是摄氏三十七度四, 但到半夜就不正常了, 到快天亮的时候说话更加困难。
翌晨(三日)已经不大能说话, 就送华山医院神经内科急诊部门诊。作CT检查结果, 诊断有多处血栓、脑萎缩和动脉硬化等症, 影响说话的是脑血栓。
午后回家, 借到一张能摇的病床, 放在客厅里, 就在家里设立了病房, 有好多位爱主的弟兄姊妹日夜轮流值班护理, 其中一位是华山医院神经内科刚退休的老护士长, 一切治疗与用药均由她安排和指导。他们从医院领了葡萄糖和抗生素给他输液, 这时他不只不能说话, 两眼越来越迷糊, 而且右边半身瘫痪。两三天后, 吞咽发生困难, 就改用胃饲。再以后有供氧不足现象, 又加上输氧气。这样好几根管子, 可能增加了他的痛苦。但大多数的时侯, 似乎没有什么感觉, 只是有时他忽然把胃饲的管子拔出。但在耳边对他说说, 他就停止了, 说明他还能听懂一些话, 有时仍能喊出王太太的名字“文, 文!”。他有时气短, 有时发烧, 但体温始终没有到过摄氏三十九度。当王先生在病中神志比较清醒时, 王太太就在他耳边唱诗给他听。到他九十一岁生日(七月二十五日)时, 他的舌头已大大变形, 从此就再也讲不出任何话了。王太太屡次在他耳边唱《与主永偕》那首诗, 希望他能想到与主更近而快乐。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得出来, 他心中一直很平安。
这首诗的歌词是:
永远与主同住, 是我诚心所愿。
到时必能从死复苏, 常享清福无限。
我今未脱皮囊, 远离我主多患,
幸我夜夜支搭帐棚, 离家日近一站。
近一站, 近一站, 离家日近一站。

我父之家在天, 我心常常思念。
有时因信如在目前, 金门已经显现。
恳求天父恩慈, 应验所许美语,
使我蒙恩得在现时, 与我爱主同住。
主同住, 主同住, 与我爱主同住。

及至呼吸之间, 生死两相争竞。
因死方能胜过死权, 得享永远生命。
在天我全得知, 如主知我一样。
宝座面前敬献歌词, 与主永住天上。
住天上, 住天上, 与主永住天上。

戴绍曾弟兄七月廿八日(主日)清晨醒来, 里面深深感到王明道先生就要归回天家, 所以七时半从香港打电话到上海给王太太, 得知王先生确是病危, 正如他里面的感觉一样。那时王先生家的主日崇拜即将开始, 他们还在谈的时候, 戴弟兄从电话里听见会众唱诗的声音, 就把谈话赶快结束了。但他当时一点没有想到, 仅仅再过一个多小时, 王先生就要离世与基督同在了。
晨九时, 正当众肢体聚集敬拜时, 王先生吸了一口长气就安息了。天上天使天军的欢呼声与地上众圣徒的歌声交织在一起, 把这位神所重用的仆人, 引到了他一生忠心事奉的主面前。
遗体送去殡仪馆后, 大家就在家中举行了追思礼拜, 同读林前十五章和帖前四章的经文, 唱《一日银链必然折断》、《与主永偕》和《再相会》等诗歌。想到不久在天上还要再相见, 大家心里都得了安慰。这是一次真正的送别, 所以在殡仪馆就没有再举行任何仪式。
王太太因为有主的同在, 心中十分平安, 她觉得这是天父的旨意。事过三阅月后, 她写信给一位肢体时说:
“感谢天父, 多少人因主爱的激励, 用祷告托着我, 真的, 我还不知道悲哀。他止息了痛苦, 这原是我们最希望的。他七月二日生病, 三日就不会说话了。偏瘫、痰多, 虽然吸痰、输氧和输液, 仍然解决不了问题。他现在是真正地得到了释放。我比他小九岁, 不久也要去的, 在那里我们可以再见面。”
老年丧偶是一件令人伤痛的事, 然而王太太并不十分悲伤, 因为她有主的恩典扶持她和安慰她。她心里装着的一直是那些有困难的弟兄姊妹, 所以她对自己的事就无暇多去考虑。七月二十五日正当王先生垂危的时候, 她还写信给一位在国外的弟兄, 请代她转些钱给一位在西德的姊妹, 外汇由她从国内带出来。“施比受更为有福”! 一个心里想着别人的人, 常是一个最幸福、最快乐的人。
事情真给王太太说着了, 王先生去世还不到九个月, 王太太就病倒了。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五日晚, 王太太饭吃得很少, 翌日身体软弱无力, 不思饮食。下午卧床休息, 直到晚饭时才勉强起来。晚饭她只吃了几根面条, 说是因为吃过两个红枣。十七日晨开始呕吐, 呕吐物中有黄色胆汁。中午开始发烧, 曾护理过王先生达四周之久的老护士长去看她, 她告诉她两个月前发现右腹部下方有硬块, 现在已有鸡蛋大小, 这两天有痛感, 只是怕小辈担心, 就不肯说。他们随即准备将她送去医院诊治, 但她因全身无力, 就不愿去。下午请了一位熟识的医生来家检查, 体温升至摄氏三十九度一。医生认为有盲肠肿瘤、肺炎、病毒性感冒等几方面的可能, 建议送医院作详细检查, 这时王太太也不反对了。
下午五时送中山医院急诊门诊部检查, 诊断为盲肠恶性肿瘤及肺炎。因观察室无空床, 只好在走廊里放一张床。急诊门诊部嘈杂拥挤, 又怕在那里着凉, 他们就用车把她推回建国西路家中, 输葡萄糖及抗生素, 希望能消炎退热, 次日再作详细检查。到夜十一时, 她又呕吐, 手和下颌抖动, 并且说胡话。虽然说话发音不清, 但仍能回答简单的问题。此时体温已升至摄氏三十九度五(腋下), 头和手炽热, 大量出汗, 呼吸急促。经用冷毛巾降温, 至午夜零时后, 体温降至摄氏三十八度。
十八日凌晨三时二十分, 面色更加苍白, 嘴唇发紫, 随即叫救护车送医院。此时心跳加快至每分钟一百二十次, 医生见情况严重, 就赶紧接氧气, 认为有肺炎和盲肠肿瘤转移两方面的可能, 乃送 X 光室作拍片检查。刚到 X 光室, 见她呼吸太微弱, 赶紧又推回来。此时她呼吸已停止, 脉搏也消失, 惟心电图上尚有微弱的跳动, 经作人工呼吸和注射强心针无效, 于五时四十五分安息。
王太太这次生病, 从送医院到安息仅十三个小时, 病情发展之快, 实在出人意料。但她在病榻上受折磨的时间较短, 只有最后两天感到有些疼痛, 这也是神特别的恩典。
因为王太太病情恶化很快, 许多人都没有来得及去看她, 所以决定四月二十六日在龙华火葬场举行丧事聚会。丧仪由程伯威弟兄主持。有祈祷、唱诗和几位肢体讲话, 持续达二小时之久。
至此, 二老都已永远与主同住了。
“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 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令狐药师

第 四 十 一 章 暂 息 太 湖 之 滨

一九八八年国家改革开放以后, 苏州郊区东山的农民为了增加经济收入, 在太湖边的一座山头上开辟了一片墓地, 定名为“东山华侨公墓”, 并去上海兜售穴位, 很多花店都有他们的广告。
王太太听到这个消息后, 就托人去问, 并且买了四个穴位。王太太当时的意思是, 谁有需要谁就先用。可是等了好久, 也没有人用, 这件事就搁下来了。
一九八九年岁暮, 王太太的侄女刘小玉姊妹去上海, 在王先生家住了二十多天。王太太告诉小玉, 说她两年前在苏州东山买了四个穴位, 一直搁在那里, 没有人用。随后又说:“想想我们(王先生夫妇)和你父母是同一天结的婚, 以后我们四个人.......”底下就不说下去了, 因为王太太一生为人, 从来不喜欢勉强人家作什么, 而是只流露自己的想法, 让别人去作决定。可她的意思很清楚, 就是希望他们四人将来同葬一地。
一九九一年, 王先生逝世, 谁也没提这件事。但到翌年王太太去世后, 近亲们就谈起二老骨灰安葬的问题, 这时小玉才想起姑姑那年对她所说的话, 大家都同意按照王太太的意思办理。
一九九四年春, 天铎与京、津、沪、宁等地诸亲友商议, 准备订期为二老骨灰安葬。一来可以不必把骨灰老放在殡仪馆或家中, 二来有个墓地, 国内外敬爱王先生的人还可以前往凭吊。大家听了都以为美, 就决定尽快办成这事, 了却老人生前的这一心愿。天铎乃拟好碑文, 请王笃恩弟兄书写, 然后交匠人去刻。碑文如下:
一九零零年七月廿五日生
一九九一年七月廿八日安息
王 明 道
刘 景 文
一九零九年三月廿九日生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八日安息
子 王天铎
媳 殷蔚芷
六月三十日, 王先生儿媳蔚芷等去墓地观看, 并接洽刻碑的事, 最后决定十月初旬安葬。
十月九日(星期日)一早, 王先生夫妇的至近亲友约三十人, 分乘两部租好的小面包车去墓地。途中因多处修路, 走了近四个小时才到。值得特别感恩的是, 出发后天下起雨来, 但到了墓地, 雨就停了, 是以安葬仪式得以顺利完成。
王先生夫妇的墓前安放着一个花篮, 是北京基督徒会堂弟兄姊妹们献的, 用以表达他们对已经安息的两位老人的怀念和敬意。花篮的挽带上这样写着:
“叔叔婶婶安息主怀
北京基督徒会堂众肢体敬献”
虽然二老已经不在人间, 基督徒会堂也早已被关闭, 然而他们所传神的道是常存的, 工作的果效也永不止息: 无数向主忠心的年轻一代已经被兴起来, 他们继承老一辈的遗志, 把反对不信派这场属灵的争战继续进行下去。王先生夫妇诚然安息了, 但那是暂息。有一天, 当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他们都要复活, 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并且听见主的声音说:“好!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安葬仪式由章冠英弟兄作主席。唱诗祷告后, 由远道去沪参加葬仪的王长新弟兄证道, 甄品道先生介绍王先生生平事迹, 整个安葬过程历时约一小时。
东山在苏州市西南方大约四十公里处, 从火车站或苏州城内乘公共汽车, 一小时即可到达。东山汽车站距墓地尚有一段路程, 可租用小汽车或搭乘载人的机器脚踏车, 一路盘旋而上, 直达山顶。到了那里, 就看见有两三间简陋的房屋, 是“东山华侨公墓”办事处建的, 为送葬者或扫墓者休憩之用。从这里下坡, 一直往偏左方向走去, 路面崎岖不平, 但仅三、五分钟, 即可到达王先生夫妇的墓前。墓碑面向太湖, 风景优美, 晴天凭碑远眺, 湖光山色, 相映成辉, 令人心旷神怡。
安息吧, 王明道先生和夫人！

令狐药师

第 四 十 二 章 一 篇 勉 词

一九八五年王明道先生应邀发表了一篇勉词, 用他亲身的经历勉励信徒, 特别是传道人, 要好好地读经、背诵圣经上主要的应许和教训、并且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最后他也警戒一切活在世上的基督徒, 不要忘记自己还在战场上, 对此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首先他谈到, 在他一生中有三段圣经曾经在他身上发生过特别的功效:
第一段圣经在林前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他说:
“一九二一年春天, 我为着受浸的缘故, 被学校驱逐出校。回到家里, 我想一定会得到母亲和姐姐的夸奖和赞许, 谁知她们都不了解我。后来我的事情被传开了, 不少人说我神经已经失常, 我非常痛苦。就在那时我心里起了一个很坏的意念, 我想我为了顺服神的缘故, 舍弃自己的职业和前途, 神不为我开出路, 反而叫我这样受苦, 我觉得神不公义, 不信实, 也不慈爱。为此我就准备放弃事奉神的心。那天晚间, 我想我再作一次祈祷和读经, 以后就不再亲近他和事奉他了。那时我对圣经还很不熟悉, 不知道该读哪一段圣经, 就随意翻开圣经, 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从第一节读起, 读到第十三节的时候, 这节圣经突然对我发出特别的亮光, 我才明白我所受的试探虽然很重, 但还没有达到不能忍受的程度。现在没有人拿刀放在我的颈项上, 我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 从这节圣经我知道我在受撒但的试探, 他叫我对神的信实和慈爱发生怀疑。我立时祷告神说:‘神啊, 怜恤我, 因我起了恶念。求你把它除去, 叫我坚定地相信你。’感谢神, 他使我得到了胜利。”
另一段圣经是约壹二章十五至十七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常存。”他说:
“在上面那件事发生过以后大约两、三个月, 有一天我走到王府井大街, 那时路西有一个商店, 叫‘一五一百货商店’, 因为那里出售的货物多半是一角钱, 五角钱和一元钱的。我从那里经过的时候, 看见大玻璃窗里放着许多美物, 有吃的, 有穿的, 也有用的。我心里就起了一个意念:‘这些东西不都是神为人预备的吗? 若是一般人可以享受, 难道我就不可以享受吗? 现在我因为信仰的缘故, 被学校辞退, 没有工作可作, 也没有前途, 一切都完了。我要回到我原来的地方去, 承认我受浸是错了, 伦敦会就会帮助我入大学和去留学。我应当回转过来, 再去追求世上的财利和享受。’这样想了以后, 我心里十分痛苦。就在这个时候, 我看到约壹二章十五至十七节这段话, 使我明白世上最高的荣誉, 最好的享受, 最多的金钱即使得到了, 也都要过去的, 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才是永远常存。这几节圣经把我从那种很重的试探中拯救了出来, 叫我能安静下来, 仍旧在家中受磨炼, 作苦工, 和读圣经。”
还有一段圣经, 在弥七章七至九节:“至于我, 我要仰望耶和华, 要等候那救我的神, 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 不要向我夸耀, 我虽跌倒, 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 耶和华却作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 因我得罪了他, 直等他为我辨屈, 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 我必得见他的公义。”他说:
“一九六三年九月, 当我接到判决书,‘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后, 我心里非常失望, 觉得完了, 什么都完了。如果判个十年、二十年, 还有出去的希望, 判了无期就再没有出去的可能了。这时我心里又起了一个恶念: 我向神忠心, 为了顺服他和为了他工作的缘故, 遭受这样的打击, 我觉得神不慈爱, 不公义。我不否认神的存在, 但我对神的慈爱和公义产生了怀疑。弥迦书七章七至九节这段圣经我背的很熟, 神就叫我想起这段圣经来, 那里说,‘至于我, 我要仰望耶和华, 要等候那救我的神, 我的神必应允我。’下面说, ‘我的仇敌啊, 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 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 耶和华却作我的光。’这些话给了我希望。接着下边又告诉我说,‘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 因我得罪了他。’这时我才明白, 我所以遭遇这样严重的打击, 是因为我得罪了神。一九五五年八月七日深夜, 我在一枝手枪的威胁之下, 就起了一个恶心, 说了第一句谎言。我以为说了以后, 我的问题就解决了, 可以回到家里去了, 哪有那么一回事? 由第一句谎言, 就引出了第二句, 第三句, 第五句, 第十句, 几百句谎言来。一年多之久, 我说了不知有多少谎言。不只说, 而且还写, 把自己根本没有犯过的罪都扣在自己头上。我这样作的目的原是希望早日出监, 不受严重的判决, 谁知谎言不只没有给我带来好处, 反而使我受了极大的害: “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几节圣经给我看见我犯了大罪, 得罪了神, 我就开始在神的面前认罪, 同时求神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有一段较长的时间, 把我从前承认过的那些假罪状全部推翻。神怜恤我, 听了我的祷告, 就在一九六三年九月底前后, 南所把我调到北京监狱医院的疗养室去。在那里我得了很多的纸张, 有十来个月的工夫, 可以写我心里的感想, 并且把我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罪全推翻了。就在这时, 神所赐的平安、喜乐和能力又回到我身上, 我就站立了起来, 由软弱变成刚强, 从失败转为胜利。”
接着他谈到读圣经和背诵圣经中神的应许和教训的重要性。他说:
“在狱中二十多年之久, 我不但不能读圣经, 根本就得不着一本圣经。但是我在多年以前背熟了的圣经上的话给了我力量, 也给了我安慰, 给了我盼望。所以一件顶重要的事, 就是把圣经上那些重要的教训和应许都背熟了, 记在心里。有一个时候我们手里可能没有一本圣经, 但我们背熟了的那些话就在我们心中发生大的功效。我们不需要把全部圣经所有的章节都背熟, 特别是那些历史的记载, 完全没有背的必要。但是圣经上的应许和教训却是必须背熟的。当我们受试探或是信心动摇时, 一想到圣经上的话, 就能打退撒但一切的进攻。
“我们读塞缪尔记上, 就看见那里提到‘拿兵器的人’这个名词。扫罗出去战争的时候, 总是有一个人拿着他的兵器跟随他。使用兵器的人不是拿兵器的, 而是那个战争的将军。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 ‘拿着圣灵的宝剑’。神的话是圣灵的宝剑, 只有圣灵会使用它。我们的责任是拿兵器, 到圣灵要用兵器的时候, 就从我们手中接过去, 攻打仇敌, 得着胜利。如果拿兵器的把兵器放下了, 没有拿在手里, 到作战的时候, 那个将军要从他手里接过兵器来, 他说:‘忘了, 放在家里了, 或是丢在路上了。’那个将军使用什么与仇敌争战呢? 所以很重要的是‘拿着圣灵的宝剑’。”
然后王先生谈到按着正意讲解圣经的问题。他说:
“最近一些年来, 我发现国内有好些人谬解圣经的话。他们不是有意谬解, 而是无意中取了圣经中的几句话作为根据, 并且照着去行, 结果就犯了许多错误。我听说有一个人读到亚伯拉罕献艾萨克的事,就想到自己也应该把儿子献上给神, 因而就杀了自己的儿子, 表明他对神的忠心。杀自己的儿子也是杀人, 他犯了杀人的罪, 就被判死刑。他取了这样的灾祸是因为他妄用圣经的话。他只记得亚伯拉罕准备把艾萨克杀了, 给神献祭, 却不明白神是藉这件事试验亚伯拉罕。到他真地要拿刀杀儿子的时候, 神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 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 一点不可害他。’神为亚伯拉罕预备了一只羊羔, 来代替他的儿子, 亚伯拉罕并没有实际杀了他的儿子。这位信徒把他自己的儿子杀了, 不但不是听从神的命令, 反而是犯了国法。这是曲解圣经, 我们应当十分小心。其实不只有些信徒曲解圣经, 而且有些传道人也曲解圣经, 结果就弄出许多不良的现象来, 叫神的名受羞辱, 叫别人受亏损。所以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时就教导他说:‘你要作无愧的工人, 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今天中国的教会混乱得很。这几年来因为恢复了‘信仰自由’的政策, 许多人就有恃无恐地只读几节圣经, 或一小段圣经, 就随便讲起来。我每逢读到圣经上我从前不明白的真理时, 我总是不立刻就对别人去讲, 而是好好地思考, 这几节圣经我解释得对不对? 我是不是完全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以后, 才有资格对别人去讲。这样就使听我的人不至被我引入迷途。”
最后, 王先生谈到属灵的战争的问题。他说:
“自从有人类以来, 世界上就有一种战争, 那就是基督和撒但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 只能向前进攻, 不能往后退缩。若是退缩一寸, 就会退缩两寸, 一尺, 三尺, 一里, 五里, 十里...... 一直到完全失败为止。我在一九五五年八月间一个大的错误, 就是在一个真理上让了步。我一向对人说,‘是就说是, 非就说非; 白就说白, 黑就说黑。二者之间没有中立的余地。’我当时还拿着一张白纸, 问大家说:‘这张纸是什么颜色?’大家说‘是白的’。我说:‘既是白的, 那就无论在什么样的危险情况下, 都应当承认它是白的, 决不能把它说成是黑的。’可是一九五五年, 我就作了这样一件违反原则的事, 因为惧怕的缘故, 就把黑说成了白, 结果把自己弄得焦头烂额, 丑态百出。若是按着我自己的情形, 我会一直失败下去, 但神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和他大名的缘故, 不容我这样长久失败下去, 所以他使我在惨遭失败八年之后, 又得到了胜利。战争完了吗? 没有! 只要我们还活在世界上, 就必然还有战争。所以我们必须时刻谨慎, 不能有半点疏忽。
“另外一节圣经也要记住:‘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 须要谨慎, 免得跌倒。’(林前十章十二节) 当自己以为自己能站立得稳时, 就会跌倒下去。一九五五年我所以那样失败, 就是因为我一度忽略了自己还在战场上战斗, 忘记了这一个警告。那一年的战斗十分剧烈, 我竟以为自己能站立得稳。因为存着这种思想, 就没有谨慎, 没有儆醒祈祷, 以致遭遇那次严重的失败。前些时候有一位弟兄来对我说:‘你可要谨慎自己。现在国内和国外, 有许多人都把你看作是一面真理的大旗, 你可不能因为任何事情软弱和失败。如果你失败, 那会使许多人跌倒。’他说得很对, 我听了以后就更加谨慎。所以记住这一个重要的警告:‘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 须要谨慎, 免得跌倒。’”

令狐药师

后 记

王明道先生去世已经三年多了。综观他的一生，神给他的一个主要托付就是反对不信派。尽管解放后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ΔΔ被判无期徒刑，出监后还是不遗余力地反对。三自会是不信派在人的授意下组织起来的，为一个特殊的目的而服务。它的任务和目的，正如王先生在《真理呢，毒素呢？》一文中所指出的，是混迹于教会里面反基督教，以达到从教会内部来消灭基督的福音和教会之目的，为反对神的人效力。这就是三自会的本质。尽管“三自”的名称可以改变，甚至取消，但代表它的那个实体仍旧是“三自”，仍旧不失为反对神的人利用的工具。
今年五至七月，《天风》杂志发表了一篇署名的文章，叫作《中国教会型态初探》。内中有一段话说：
“感谢神，在宣教运动极盛时期，中国出现了一批本色化的地方教会领袖。他们都是赤手空拳，不在外国差会领一分钱，靠着福音的大能建立起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地方教会。如，王明道的基督徒会堂成了一个健强自立教会的榜样；倪柝声的聚会处从零开始，成了中国教会史上最有活力和增长最快的教会之一；敬奠瀛的耶稣家庭在当时环境中把信仰和生活完全融合在一起了。这些本色化的地方教会给当今中国的基督教运动提供了模式上的借鉴。今天我们的任务不是评断是非，而是要从丰富的历史中汲取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注一）
《天风》杂志一向认为王明道是“中国人民的罪人，教会的罪人，历史的罪人”（注二），今天怎么一下子改换口气，又说“王明道的基督徒会堂成了一个健强自立教会的榜样，...... 这些本色化的地方教会给当今中国的基督教运动提供了模式上的借鉴”呢？从一个泉眼里怎能发出苦甜两样的水呢？主耶稣讲给法利赛人听的那段话，送给今天“三自”的先生们，应该说是合宜的：“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可见你们祖宗所作的事，你们又证明又喜欢，因为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路11：47-48；参阅太23：29-32）
国内最近有一种传言，说要给王明道平反。这又何苦来呢？人都不在世了，平反对他还有什么意义呢？王先生含冤去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相信：王先生今天在天上一定会为此而感到快乐，因为他的冤枉是为主受的，并且已经得了主的称许。
必须看到，给王明道平反是有它的目的的，那就是向家庭聚会的弟兄姐妹们发出一个虚假的信号说：“今天的‘三自’已经不是从前的‘三自’了。我们跟王明道先生一样，都是‘本色化的地方教会’，我们大家可以合而为一了。” 如果王先生还活在世上，对于这样的说法和这样的企图，他一定是百分之百的反对。在我们纪念这位伟大的属灵的战士的时候，我们要效法他的榜样，高举真理的大旗，把这场反“三自”的属灵的争战进行到底。
我们十分清楚，三自会的本质是不可能有任何转变的，因为它一转变，就会失去利用的价值，并且很快被废弃。就整体而言是如此，就其中的个人也是如此。本质虽然不能改变，现象却可随着形势的需要而不断翻新。历史证明，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唯反对神的人之马首是瞻：反对神的人需要他们搞控诉、搞斗争时，他们就搞控诉、搞斗争；反对神的人需要他们讲圣经，作些属灵的姿态，以增加迷惑性时，他们就讲圣经、说些属灵的话语。有一天反对神的人需要他们再转回去时，他们还是得再转回去。他们没有自己的自由，完全受人的支配。他们是在我们的主以外，另有一位“主”，而且把那位“主”置于我们的主之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一定要讲“爱国爱教”，而不敢讲“爱教爱国”。今天中国的“教会”是换了头的教会！愿神擦亮每一位诚实爱主的人的眼睛，看清三自会的本质，对它不抱有任何幻想，也不与它有任何联合。


注一： 见一九九四年六月一日《天风》月刊第六期。
注二： 见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一日《天风》周刊第廿六至廿七期社论：《加强团结，明辨是非》。

令狐药师

《又四十年》是怎样写成的 ■ 王长新

一个伟大的人物，我们只知道他的前半生，却无法了解他的后半生，总有一种遗憾的感觉。对于王明道先生，大家就有这样一种感觉，因为他前半生的自传《五十年来》发表后不久，就身陷囹圄，与世隔绝了。1980年他离开监狱，回到上海时，已是八十岁的人了。由于眼目欠佳，难以执笔写作，所以他后半生的记录是个空白。事实上，在中国也没有人敢写他的传记，因此大家只有望洋兴叹了。

西方一个差会的负责人，鉴于王先生已年近九旬，活在世上的日子到底还有多久，谁也无法得知；如果他的后半生没有记录下来，就与世长辞了，那对中国教会，乃至普世教会，都是一个莫大的损失。所以一九八九年10月他亲自去上海看望王先生，征询王先生的意见，该差会是否可以从事王先生后半生传记的出版工作。当即得到王先生的首肯。继而他又询问王先生∶“您认为有哪些人可以写你的传记？”王先生只提了一个名字∶王长新。他听了很高兴，因为他晓得我这个人。

同年11月，我收到该差会负责人一封十分恳切的来信，请我祷告，看神是否要我作这个工作。我从来没有想过写王先生的传记，因为我没有材料。虽然报章杂志或是书本上有一些零星的记载，但错误百出，根本不足为凭。于是我开始为这件事祷告。经过两个星期的求问，我深感义不容辞，就回了一封信给他，说明实际的情况∶“我必须亲往上海，与王先生面谈；而且我内人敏如姊妹也必须与我同行，担任录音工作。”我得到的答复是一切都没问题。该差会愿拿出五千美元，作为我们中国之行和写作的需用。他盼望我们立即成行，我说∶“不行，此时中国天气很冷，即使让我们住在上海宾馆，也还是不行，因为每个宾馆都有国家安全局人员，我们天天往王明道家跑，一定会惹人注意。那是自讨苦吃，而一事无成。必须等到春暖花开，我们扎进王先生家就不出来才行。”
他同意了我的意见。

老实说，我没有兴趣去中国。几十年在那里度过的辛酸岁月，使我不愿重蹈故土；而且再去那里，会遇见什么，也很难逆料。但是为了完成这个写作的任务，我必须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所以我们决定旺春成行。

1990年4月4日，我们动身去中国。离开中国，毕竟已有7年了，对于国内当时的情况，需要先有一个了解，所以我们的第一站是香港。在那里有一位弟兄把他珍藏的多篇五十年代在《天风》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送给了我。同时我也了解到，在王先生身边有一个服侍他的人是可疑的，需要多加注意。在香港我们买了一个质量较好的小录音机，也买了一些磁带。为了让我们将来录好的磁带能被安全带到国外，我们也安排了外国人在指定的时间到上海去取。

4月11日下午，我们离开香港去上海。在虹桥机场我见到了中国海关的工作人员。他们看我戴一副金边眼镜，白发苍苍，肯定我是老华侨回国探亲，对我非常客气，并且表示热烈欢迎，行李一点没有检查就过了关。同时我也见到了阔别多年的人民解放军，他们对我这个当年不屑一顾的四类分子，也是殷勤备至，热情接待。而且还亲自帮我们把行李车从拥挤的人群中推出机场，替我们喊计程车，真让我受宠若惊。

我们从机场迳往火车站。以外宾身分买了两张软席客票，就到了老家苏州。久别重逢，家人当然都很高兴，但因为下雨，大街上和隔壁邻居却没有人见到我们。我们是名副其实的回家探亲。从家里再出去，就没有问题了。这是我们预定的计划。

在苏州住了几天，看上去我们俨然是国内城镇居民，再没有人会怀疑我们是国外去的人了。十五日，我们带了一点行李，坐硬席车去上海。把行李寄存在车站上以后，我们就乘公共汽车去浦东，看望一位朋友，了解上海的情况。我们同样被告知，在王先生身边服侍他的人不可靠，可能是政府或三自会派去作工作的。

傍晚离开那个朋友家时，我们先打了一个电话到王先生家，是王太太接的，我说∶“婶儿，我们是长新和敏如，想来看你们。”她很高兴，就说∶“来吧！”但是当我提到我们要住在她那里时，她有些踌躇了，因为家里没有地方可以给我们住。后来她想了一下，就问∶“在客厅里打地铺，你们行不行？”我说没问题。她说∶“那你们就来吧！”这样，我去车站取了行李，就到上海武康路王先生的家里去了。这是我们扎进王先生家的第一步。时间已经很晚了，没有人看见我们进去。

王先生已经上了床，但还未睡着。二老看到两个小辈远道而来，显得很高兴。给王先生烧饭的钱姐听说我们是从加拿大去的，主动提出给我们住在她的房间，她可以在客厅打地铺。我们接受了她的爱心。

王先生睡着了以后，我们就跟王太太谈及我们此来的目的。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王太太一口拒绝了。她怕这本书出版了以后，会给他们夫妇和国内弟兄姊妹带来许多的麻烦和痛苦。这真象一盆冷水，泼在我们头上。我们感到很失望，但也无可奈何。时间已晚，就说都回房间去睡吧。我们怎么睡得下去呢？两个人跪在一个小小的单人床上祷告，向神倾吐衷肠。我们清楚这件事是神的旨意，而且此来也是神叫我们来的，怎么会遇到这样一种结果呢？我们把事情再一次恭恭敬敬地交托给主，求主引导带领。然后就钻进被窝里去了。因为床很小，两个人挤在一起，连翻身都很不容易。但想到主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也就安然睡下去了。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大亮，王太太就起来了。听见我们起床的声音，她就走进我们房里来，对我们说∶“昨天夜里我好好地想了一下，你们那么远跑来作这件事，也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你们能答应我三件事，就可以做。你们谈话时，我还可以在旁协助订正。第一，书在我们（指王先生夫妇）还活着的时候不能出版。第二，书中不要用弟兄姊妹的真名，免得他们受累。第三，书中不要提政府干部的名字。我们一听，感谢赞美主！当即满口答应。这样，工作就开始了。

每天来看王先生的人相当多，我们不想让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所以一有人来，我们就停止谈话。敏如姊妹的录音也是秘密的。她把录音机装在里面衣服的口袋里。麦克风是由一条连接在录音机上电路线，从套在外面的短大衣袖子里面伸出来，直到手边，收录王先生的讲话。一有人来，就把它送进袖子里去，因此不容易被人发现。就这样，经过大约三个礼拜的时间，王先生四十年来的经历都被录进我们的磁带里去了。

第二天我们吃过早饭以后，服侍王先生的章冠英弟兄就来上班了。我们寒喧了一阵，他就开始工作，一直做到天晚。他对王先生的帮助很大，王先生和王太太都很信任他。我从旁仔细地观察，我得出一个结论∶我的工作瞒不了他。因此我就采取了一个策略，把他看作自己人，有分寸地向他交心，并且就我力所能及地善待他。我为他祷告，如果他是象别人所猜想的那种人，我希望他转变过来；如果不是，那我这样待他，就正对了。

经过一天多的时间，我不时地从窗户里向外了望，看有没有什么动静。感谢神，平安无事。是他保护了我们。

王先生是个严格守法的人。根据政府规定，来客住满三天以后，要去报户口，他对此一点也不马虎。我们是从国外来的，要到公安局去报到。王先生叫章弟兄代我们去做这件事，我们就依照规定，把护照和飞机票都交给了他。如果他是象别人猜想的那种人，他只要把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告诉公安局，公安局把我们的班机日期和航班号码都告诉机场，叫他们详细检查我们的行李，把我们记录的磁带都扣留下来，我们就空此一行了。我们只有为此祷告。

我们安排来拿磁带的外国人原定是5月1日下午三时。当然那时我们已经把磁带摆好，装在口袋里了。但是她没有按时来拿，而是等到晚上九时半以后才来。那时章弟兄已经下班回家了。令人奇怪的，她还邀了一位作医生的澳大利亚姊妹同来。她告诉我，她带一个人同来，万一有人搜身，另一个人可以喊。一般来说，对外宾搜身是很不礼貌、也很不光彩的。当晚她们把所有录好的磁带都拿走了，并且立即带到了香港。

5月2日，我们离开上海去北京，看到了多年不见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分别向我们提供了王先生被捕入狱后外面的情况，我们都录了音。这样又多了四五个磁带。12日回到上海后，想怎样把这些磁带带出去呢？适巧第二天艾得理牧师由一位外国青年弟兄陪同去看王先生。我想请艾牧师带走。那位弟兄说∶“艾牧师受人注意，你交给我吧！”这样，北京的几个磁带也在当天带到了香港。

5月16日是我们离开中国的日子。我决定提前三个小时到达机场，为的是给他们充分的时间检查我们的行李。如果别人的行李都是一看就过去，唯有我们的行李要不厌其烦地一个一个打开来详细检查，那就说明章弟兄已经把我们在中国的工作都告诉公安局了，我会很快地把这个消息转告王先生和王太太，那就成了章弟兄的一个大暴露。否则，那就说明人们对他的猜疑没有根据。这是我故意设置的一个测验，让事实大白于天下。我从来不想伤害任何人，但是我却想正确认识每一个人。那天的结果是，我们的行李和别人一样，顺利地过了关，没有发生任何问题。我想我应该实事求事，而不能以讹传讹。不管别人怎么说，在这件事上我总说他是清白的。

这是我第一次的中国之行。

尽管材料已经到了手，但离着开始写作还差得很远。加以华夏圣经教会成立后，忙得我不亦乐乎，根本就没有时间动笔。敏如姊妹在此期间就听这些磁带，并且把它们一个一个逐字输入电脑，这是不得了的功夫。

我看过一些材料之后，感觉还是不够丰富，所以我又乘1992年夏去香港开会之便，跑了一趟中国。一方面是想拿到王先生解放后几本日记的复印本，另一方面希望能再得到一些材料，并且顺便在北京与一些主内友人讨论一下此书的书名。此次的中国之行虽然与上次相距只有两年，然而王先生夫妇二老都已离世与基督同在了。

在上海，想复印王先生解放后几本日记的事落了个空，内心颇感惆怅。怀着沉重的心情到了北京，在李再生先生家里遇见了郑洁民先生（化名甄品道）。他跟王明道先生关系很密切，有人说他是个“王明道通”。我谈了在上海遇到的事以后，他马上答应日内即去上海，住在王先生儿子天铎家里，用手抄写与传记有关的那些部分的日记。别人想做件事，也许做不到。但郑先生与天铎有特殊关系，所以不成问题。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从郑先生我还得到了王先生第一次和第二次入狱前后许多十分宝贵的材料。更可贵的，是他详述了1979年底他与天铎同去山西荫营监狱接王先生的事，对我书写《又四十年》这本传记有很大的帮助。有很多事，他就在其中，应该说那都是第一手资料。我们几个人讨论了书名，结果一致同意，定名为《又四十年》。此次北京之行收获非常之
大。

回到加拿大之后不久，我拿到了郑先生所作的日记摘抄。他把摘抄作了复印件，装订成册，交给了我安排去取的人，然后由航空公司飞机驾驶员带到多伦多，既安全，又快当。我是去他住的飞机场宾馆拿到的。到了这个时候，就写作材料而言，基本上可以说应有尽有了。

这是我第二次的中国之行。

1993年4月，我们从美国请来一位弟兄，帮助华夏圣经教会的讲道和牧会工作，使我可以腾出身来从事写作。敏如姊妹则是把她输入电脑的材料都打印出来，按着年代和事情发生的顺序，剪下来摆在一起，我才开始写作。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我需要许多篇《天风》上刊登的重要文章和讲话，特别是1951年4月召开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包括全部参加人名单，甚么人在会上讲了甚么话），以及之后在全国各地开展的控诉运动等等。这些材料只有三自会的图书馆里有。怎么办？我找到了一位朋友。此人有资格进入三自会的图书馆，公开地，而不是秘密地，在馆内复印机上作复印件。我因而得到了我一切所需要的。凡我书中所引三自会领袖们的文章或讲话，我都有真凭实据在手里，他们根本无法抵赖或否认。

我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初稿才得以完成。在书写时，我的脑子还很好用，但结束后放下笔来就不行了。我的脑子麻木了，精神上也似乎有些不正常。家庭医生给我开了比较强力的镇静剂，连续服用两个星期后情况转好，他就告诉我不要再用了。可能是怕我用多了，对脑神经不好。于是我开始静养，书稿连碰也不敢去碰了。

1994年春，我和敏如姊妹从美国儿子处回来，收到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说当年十月初旬他们准备为王先生夫妇的骨灰安葬，希望我去参加，并说我参加了这次葬仪，《又四十年》就可以划上句号了。同时他们也表示希望我把已经写好的书稿带给他们一阅。

去中国，要花很多的钱。此时那个差会的五千美元已经用光了，到底该不该去呢？我与该差会负责人联系。他赞成我去，并说飞机票可用他们夫妇乘飞机积累的英里里程来给我买。我当即函覆北京友人，我将准时前往参加二老的骨灰安葬。

当我把写好的书稿拿出来一看时，我愣住了。这样的书稿怎么能给人看呢？许多地方都需要修改和重写，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没有办法，我硬着头皮一章一段地改，同时还要负责教会的讲道和牧会。这样，又用了整整半年时间才完成。现在总算可以拿给人看看了。

到了上海，三位年逾古稀的圣徒用了一天一夜多的时间，把书稿逐字过目，读后一致认为书中内容是真实的和正确的，而且可读性强。其中一位弟兄提出，《一篇勉词》这一章可以放在传记全文之末。我觉得这个意见很好，就接受了。这篇勉词并不是我们第一次中国之行得到的材料，而是1985年秋敏如姊妹出国前，我请王先生给我个人的一些训勉，录在一个磁带里。我听了视如珍宝，觉得它不单对我有益，而且可能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所以在我写书时就把磁带中喊我名字的地方都去掉，把它放在1985年发生的事那一部分，其实这篇勉词没有时间性，把它作为王先生的遗训，放在全文之末，可能要更好些。

二老的骨灰安葬在苏州郊区东山的太湖之滨，王先生夫妇的至近亲友约30人参加了这次葬仪，我被邀在葬仪上证道。我对王先生后半生的认识和分析，大家都给以正面的评价。安葬仪式历时一个小时，就圆满结束了。

值得庆幸的是，我在葬仪上见到了多年不见的王太太的亲侄女刘小玉。她提供了王太太在邯郸为主受苦的许多生动资料，是一九八九年岁暮她去上海时，王太太亲自讲给她听的。她也把她去山西荫营监狱看望王先生的经过告诉了我。后来又把王先生在监狱写给她和她丈夫的信作了复印件寄给我，使我能把那个时期发生的事写得更全面些。

此次在上海，我得知王镇牧师参加三自会后突然离奇去世一事的当事人是黎培珍姊妹，我当即写信给她。她在回信中把事情详细告诉了我，使我可以正确无误地记载下来。整个事件令人怵目惊心。

这是我第三次的中国之行。
通过一再修改、订正和润色，到了1996年，全书的写作就完成了。

（《又四十年》是王明道先生前半生自传《五十年来》出版后的另一本传记，专门记述了他后半生的经历。全书363页，刊有珍藏照片6张及王明道日记手迹，由加拿大福音出版社（Canada Gospel Publishing House, Inc.）出版和发行。该社有邮购业务，欢迎集体订购。联系地址：27 Mossbrook Cress, Scarborough, ON M1W 2W8, Canada. 电话/传真：(416) 496-9941。）
王长新 中国大陆传道人，现居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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