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收入分配改革草案接近完成

欧洲新报

改革宜早不宜迟———欲以减税提高薪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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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闻世震、吴晓灵率调研组兵分两路，分别选取东、中、西部地区的样本省市进行密集调研。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也分别展开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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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x- M% o5 [* J2 C" |  e随着调研和各部委讨论的推进，本报记者从相关部委了解到，由国家发改委起草的收入分配改革草案已接近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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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j* O. m0 Z7 ?, f3 D: x8 A. V“目前，收入分配改革的政策制定者更多关注初次分配领域。”全国人大财经委的一名人士对记者说，改革方案将以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为着力点，充分发挥市场对初次分配的基础性调节作用。

. w( t  ^) B% j* ]1 ?+ V) y吴晓灵曾透露全国人大调研的一个重要结论，即建议减轻竞争性行业企业税负，腾出空间给员工增加工资，是为“化税为薪”。记者从人社部得知，此建议亦得到部分部委官员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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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也引发各方热议。记者近期在企业中调查了解，大部分企业主认为目前税负过高，因此对于减税表示赞同，但觉得“化税为薪”的操作性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企业员工则对企业能否自主加薪、及“税转薪”的落实监管心存质疑。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对则向记者提出，应将“化税为薪”流程倒过来——政府应鼓励企业增加员工薪酬，并据此对提薪的企业采取税收减免，是为“提薪让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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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2 y- T! c% F  n; P1 v- b“‘化税为薪’的自主权在企业手上，但‘提薪让税’的主动权在政府手上。”叶青表示，应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的改革结合起来，并行不悖。

1. 企业税费之重

  A+ V: F9 t4 T) w& Y; v8 Z“结构性减税对应的往往是结构性增税。”苏州一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因应对财政收入减少的问题，国家和地方都加大了税收征缴的力度。

刘经理是陆家嘴核心区一家公司的老总，说是老总，其实手下就四个人，他的业务却遍布整个上海，甚至很多海外客户：因为他的业务是帮人注册公司。

& {  }5 c5 B6 r$ c这个地道的上海人有一句口头禅：生意不好做，该省的就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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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的省钱就是指“如何逃避重税”，在其看来，这也是注册公司的各类老板最关注的问题。

' y7 @; ?0 q/ u" n也正因为此，刘经理对上海崇明、松江、嘉定这些偏远地区都非常熟悉，因为“在那里注册公司可以少交很多税。”

按照刘经理的一般做法，他总是劝客户注册在郊区，因为市区税负很重，“做贸易的客户我都劝注册在香港或者英属的一个维京群岛，那里税收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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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总看来，国内的企业税负的确较重，尤其对于中小企业而言，“以前私企普遍采取一些方法避税，但现在上海全部在推行税控机了，很难操作了。”

& t( N6 d; f, j: n- g事实上，不仅仅是刘经理所说的中小型企业税负严重，大型企业也普遍反映税费严重。

淮南矿业集团是一家大型企业，是全国520家大型企业集团和安徽省17家重点企业之一，在册职工高达 12万多人，直接从事工业生产11万多人，工程技术人员337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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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省政府官员对淮南矿业集团调研时，据一位参与调研的官员向本报记者透露，淮南矿业集团方面反映税负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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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3 o2 R$ U3 b“自2009年1月1日起实施的增值税转型改革，对加工制造等行业，起到积极的减负作用，然而对采掘业特别是煤炭行业不仅没有减负反而在增负。”淮南矿业方面如是说。

" t! |, ~. g# A( g3 t# z* n这有一定的道理。由于增值税允许抵扣，加工贸易企业有进有出，有进项税也有销项税，两项抵扣，实际缴纳税负理论上可以是零;而淮南矿业作为资源类企业，其煤炭等是产品，不是买来的，销项税多，进项税少，基本无法抵扣，实际税负就相应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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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全国人大代表耿加怀公开的一组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际增值税率仅为3.41%，而其调研的十家煤炭企业实际增值税负更高，2007年、2008年平均实际增值税负分别为10.4%、10.7%。

6 A: A: d5 V6 i3 O3 i而到了2009年之后，煤炭企业税负进一步加重，到了2009年，税率上升到了17%，这就使得煤矿企业税负压力大了很多。

6 X# T) q; _2 g+ y: c0 B4 ~7 ^“结构性减税对应的往往是结构性增税。”苏州一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因应对财政收入减少的问题，国家和地方都加大了税收征缴的力度，使危机中的企业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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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9 ~1 q) j# {6 X2 n+ d此外，在人大财经委和人社部等提出的调研建议中，更多的是提出将税负降低，以促使企业提高工资，并没有提到企业的“费负”，这一块也是企业的负担大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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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6 d* x8 n: @不为外界关注的质检给部分企业带来的负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 j/ a  x5 k3 L! Y+ {2 R华东地区某省组织了政府人员对下属国企进行了常规调研，结果发现企业竟然普遍反映质检“检测过于频繁，检测种类过多，收费过高，企业不堪重负。”

这次调研有一个结果：生产型企业中70%的企业反映质检部门的问题，一是检验检测的必要性，二是收费的合理性，而这两者都加重了企业的负担。

( R- t' O7 I2 v0 R5 l- }“一个销售收入1000万元的企业，一年的各项检测费用上百万，质检是我们这次督查中企业反映最强烈的部门。”参与其中的一位官员如是给本报记者举例说。事实上，仅仅将税降低只能部分降低企业负担，而更大的负担则是企业的收费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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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不规范的多，企业不可预见。企业预算中无法准确计量，而税，企业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做好预算。”上述参与调研的官员告诉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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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7 N! V8 P' [' J+ i3 h即使对于再严格的税收，一般企业都有相应的合理避税手段，但对于收费而言，则企业根本无法逃避。

2. “化税为薪”实操：如何让左口袋的钱到右口袋?

接受采访的几位官员和学者均认为，吴晓灵等人的建议很好，就是左口袋右口袋的道理。但问题随之而来，谁能够确保将左口袋的钱就真正能够转到右口袋呢?

/ o' U9 F3 q' O' A( v" O初次分配领域中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分配调节，同再分配过程中政府与企业的分配调节息息相关。而后者的制度设计，往往成为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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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化税为薪”的方式，常州市红阳电子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蔡女士表示，根据她的经验，国家减税幅度不可能太大，而政策到了中小企业层面上效用就更小了，在企业其他成本都在上升的时候，企业会否有动力给员工加薪，存在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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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5 ~9 w/ z' e2 x蔡女士的公司是按照计件方式计算工人薪酬。在多劳多得的薪酬制度下，提高计件薪酬即意味着直接提升产品制造环节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提升薪酬，就意味税收要有相应的返税比率，而这个比率国家一般是不可能为企业根据其制造成本而单独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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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规模小，税收相对来说也不是很高，相应的减免空间也不大，但是如果强制提高工资的话，我们的成本压力就会增加很多。”蔡女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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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大公司是按照制度化的管理，返税程序容易操作，中小企业比较灵活，业绩起伏很大，不好计算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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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5 w) V6 P$ x; ~“‘化税为薪’这种方式可能更适合大型公司，特别是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大型企业。”蔡女士说，大型企业一年税收上亿，按比例进行税收减免后，就有很大的数额，而由于大型企业的业绩相对稳定，因此将减免的税收拿出一部分改善工人薪酬，可行性较强一些。
  }) y) Z# `6 C- h; P+ W; Z不过，业界担心，由于大型企业中国有企业占比很大，如果仅在大型企业中实行该项政策，又会引发社会对于垄断国企本已高企的薪酬水平产生质疑。

1 v& ~7 b  H" V. q  n2 G0 Z与此同时，企业员工则对企业能否自主减薪、及“税转薪”的落实监管心存质疑。

3 G, V* m' s8 |/ J/ U( V/ `7 g5 ]江阴市宝宏毛纺有限公司业务部门的一位员工表示，目前的收入结构是基本工资加提成。“工资归工资，税收归税收，减免税收只是减免公司老板的税收。”这名员工认为，最后能否体现在提升员工工资上，很难说，不太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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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税是强制性的企业交税，但加工资是企业自主的行为和权利。”他说。

, V9 t, k6 q: h+ K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同意通过初次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的思路。“政府通过减免企业税收，在初次分配环节，少收一点，给企业多留一点，让企业有动力为员工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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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S% n( y$ T& d2 w& a1 I) u4 |, w不过他同时强调，这有两个前提，首先政府要有意愿和决心为企业减税，第二政府监管不能缺失，这个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

4 ~5 }% p; J0 @- o! I接受采访的几位官员和学者均认为，吴晓灵等人的建议很好，就是左口袋右口袋的道理。但问题随之而来，谁能够确保将左口袋的钱就真正能够转到右口袋呢?由于税收是再分配，工资等是初次分配，而事实上，正是现实中，初次分配主动权太多，部分导致工人工资一直上不去。

( K! E0 ]7 w  m$ P% `一位官员就对本报记者举例说：比如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带薪休假等行往往靠企业自主执行，但很多企业根本不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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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权落在政府：“提薪让税”比“化税为薪”更好操作?

“化税为薪”的自主权在企业手上，但“提薪让税”的主动权在政府手上。这是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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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8 Z- u. V' T" d4 ~9 p!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表示，由于政府掌管再分配而非初次分配，“化税为薪”的方式不太可行，还不如直接提高基本工资、并减免个人所得税的效用大。

, X4 W% o; g0 v# e3 |( |0 i7 u) b“或者，将‘化税为薪’换一种方式来实施，鼓励企业增加工资，然后根据工资增加的幅度酌情减免企业税收。”叶青认为，改为“提薪让税”的方式，操作性更强一些。

- _, a0 C4 X: F! j4 z“化税为薪” 的自主权在企业手上，但“提薪让税”的主动权在政府手上。这是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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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T' j' U$ q+ a  D1 s此外，叶青建议，应根据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通货膨胀的速度，每年调整企业的最低工资标准。

/ g+ S" ?7 O+ K目前，上海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最高，达1120元/月，但其他地方明显过低，比如深圳才9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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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工资跑赢CPI，否则即使收入实现倍增，也仍然无法完成分配改革的使命。”具有统计学背景的叶青强调，要将最低工资标准同通货膨胀率相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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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9 f, e/ c! u, \2009 年，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同比增27.68% ，同年中国GDP增长8.7%。去年，官方报告的CPI统计数据是-1.9%，但是从货币发行量和乘数因素考虑，过去不少年份的真实通货膨胀率都很高。

: E" m' P2 n& p) B0 _2 |. P/ @  T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殷醒民亦认为，实行收入倍增计划的前提，是看是否挤掉了通货膨胀的水分。

除了跑赢CPI，收入分配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居民收入还要跟上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的步伐。

- L! x# N+ r7 E, g: \# @- x" U湖北省统计局对近年来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与财政收入和GDP的增长幅度进行调研，结果发现，近年来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地方财政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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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2007年，湖北省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年均增幅为 15.6%，而同期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仅为14.7%，滞后于地方财政增长0.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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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n/ \4 ^8 C0 h4. 破局之路：中央要多切出一块?

  c6 u6 e! }* S4 w6 z3 D“拖得越久，改革的边际效益就会下降，到时候想做就更加困难重重。”这位官员表示。

0 r8 a- `' `/ \, J& U从今年“两会”前中央提出研究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起，已将近半年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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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最近人大、政府部门的密集调研，社会对于改革的期待重新被推上浪尖。但这项已在事实上纠结多年、进展缓慢的改革，如何破局成为关键。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姚先国认为，改变分配制度必须从经济运行机制入手，先转变发展战略，继而进行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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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v$ B) V3 ]/ D7 \8 y“目前不少地方的十二五规划还是以投资为主，追求大产业大平台，如果政策没有往收入分配方面倾斜，总是对资本让利，将导致资本收益与劳动者收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姚先国说，是经济运行的不合理造成了资源配置的问题，调节收入分配必须要转变生产发展方式方面实实在在地迈出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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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 \+ h1 h2 G! X/ @- @而对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权重取舍问题，不少专家均认为，应从再分配阶段入手，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建立起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此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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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V7 ^6 y; k4 P“收入分配改革，中央政府要承担起主要角色。”李炜光认为，这是由央地政府的职能分工决定的。从责任归属以及财政收入的支配权力来说，中央财政都无疑要担负起收入分配改革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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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y; b/ [7 c7 b6 x7 o# P5 D在政府职能分工上，中央政府负责宏观经济和社会分配调节作用，地方政府则负责为本地提供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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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以往央地的财事权分配关系存在不合理性，导致地方政府债务累累。而在另一方面地方投资冲动下，地方债务的猛增也表明，地方政府即使要推动改革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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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改革如何行进，加快改革脚步和加大改革力度，各方认为是当务之急。

. ?* k! k+ }+ r6 Z( V7 {2 V“目前的分配问题非常紧迫，现在还处在调研和讨论的阶段，讨论无非是协调各个利益集团进行分配的过程。”李炜光直言，不少利益集团，尤其是政府和国有企业，不要应再盘算如何在改革中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一位地方官员亦警告，由于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执政者和普通民众的隔阂正逐渐形成，“收入分配改革不能再拖了，必须要马上做、而且要大力度地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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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C" X. _6 g' X. @. v( D这位官员认为，现在中央出台宏观调控政策后，地方政府和企业往往首先持观望态度，而不再马上响应。因此收入分配这一块如果中央后续改革力度仍然不大，地方政府和企业往往就会弱化改革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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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2 q* w4 W* C7 u+ v3 @“拖得越久，改革的边际效益就会下降，到时候想做就更加困难重重。”这位官员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