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不用害怕中国？”德媒这篇文章火了！

KaiyuanEditor

欧洲时报公众号GermanReport讯，德国首都柏林《每日镜报》11月2日发表柏林自由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教授、学者、汉学家奥勒·丢林(Ole Doering)题为《世界新秩序-为什么我们不用害怕中国》的评论文章，呼吁西方诚恳了解中国，与中国一起同塑世界。全文摘译如下：

欧洲自顾不暇，唐纳德·特朗普搅乱了美国和整个世界——中国呢？“如果中国能明智地利用特朗普的没有规则的行为，世界将属于中国。”, 《南华早报》如是说。不再像十年前所认为的那样，文明的崩溃就在眼前，而是向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过渡。东方出现一个非同寻常的世界大国，我们必须与之相处。

在内部，中国坚持治理和增长。经济很快将达到自足的水平，它不再是比其他任何地方都疯狂地剽窃知识产权或其他财富的国家。社会进入21世纪，勤奋地、乐于消费地；国家学习效率、纪律和理智的管理。清廉有序的政策得到贯彻：130万例成功的反腐败案例有案可查，完全符合中国清理政党的意义，而诚如党领导刚刚所说，这仅仅只是个开始: “打虎”之后，他现在要开始“拍蝇”。

娱乐提供新的象征

在中国，年轻人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并且收集忠诚点：法律的强制和物质或精神的刺激，是白领无产者的甜点和鞭子。它们是扛鼎的精英们的社会粘合剂，不然，他们将被不安定、事业、孩子、赡养父母和责任所撕碎。“好公民”荣誉簿里的记录，将文明的能量引导到有益的用途。

中国的宣传锻炉与好莱坞联手，从梦想、伟大的经历和简单的真理中创造了虚拟现实的精神氛围。娱乐提供了新的象征，宗教的、集体的视野，人们籍此赖以放松和恢复。

例如在电视剧《小姨多鹤》里，孙俪所塑造的角色“多鹤”，和中国历来的英雄人物一样，也是富有道德、牺牲、善良、奉献——为了家庭 (也可以看作为了党)。也就是说：把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用于对别人的无私奉献，从一个无望的弱者 (作为一位在战后中国家庭成长的日本女孩), 转变为独特的道德模范力量。

消费的散射化

文化和市民权限的实践，在中国退化为消费的过度散射化。这只是一个全面而长期的中国政策的层面，也许不是一个总体计划，但却产生了罕见的、微妙的深远影响。

中国定制了它的生存空间。它系统地和严谨地从世界市场获取其经济的、精神的和人力的资源。由此，中国的核心竞争力犹如一台基因-程序式自我完善的技术处理器，而人们已经没有耐心去怀疑，这些成功在意识形态上是否允许。这种自强赋予了人民共和国以惊人的冲击力和活力。

“极权主义”和“独裁”这种概念不能使我们前进

中国坚定不移地从第一次试图在全球化的现代社会赢得地位的失败尝试中汲取教训。150年前，中国固执于自身文化而排斥西方科技，抱定一个信条: 如果我们使用野蛮的西方的科技知识，我们的文化肌体就会窒息！由于这种对本体和自主的非理性要求，中国让殖民国家得以自由驰骋，任由他们在东方同样可以肆意塑造世界。

现在，《南华早报》已归到互联网贸易集团阿里巴巴门下，而阿里的实力早已超过了盖茨或扎克伯格的帝国；沃尔沃有了中国式的健康和强大；非洲的大部分现代工业和运输基础设施都由中国建设，以便使自己的利益编织成可持续的网络——还有，美国也许将崩溃，如果中国从那里撤出资金的话。

诚如阿里巴巴和腾讯之信息支撑的经济，中国企业家像党的和睦的兄弟姐妹一般，在社会领域接受国家的任务：福利基金的增长数字令人自豪，2006和至2016年增长了430%, 增长到 (仍然不算多的) 5545家；特别有意思的是，在美华人的社会活动同样增加：到2014年美国华人在那里成立的慈善基金会已经达到1300家，增长了5倍。

慈善事业与文化民族主义

邓小平时代的战略, 创造力世界的长征, 正在缓慢但非常明显地得到回报。因此, 将 “慈善事业”与中国文化民族主义联系起来，是一个双重目标，就像最近在哈佛公共卫生学院举行的一个盛大仪式上捐赠者的豪言壮语:“我们回馈中国,以此证明,中国不仅只是拿来,也能给予。”《南华早报》如此引述捐助者。

另一方面,对西方的基本态度正在改变:过去是力量和希望的缩影，而今父母们越来越多地问自己，把孩子送到那里学习还安全吗？“因为害怕美国的枪支和欧洲的恐袭。”

中国经常提到的“第三条道路”，也许可能是，着眼人类未来，我们的文化一起同行。我们本有希望，通过从殖民主义和纳粹主义中学到的经验，把任务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把责任具体化。如果德国能够敏感地把自己对过去的学习方法传递给中国的话，那么中国和我们的交流将会受益匪浅。同时也可兼顾，中国如何处理民族的创伤，如大跃进或文化大革命。

重点是将理性的控制和秩序政策，根植到一个为人性和自由发展创造空间的精神系统之中。我们可以开始，一起从历史中学习, 或者一起通过我们文化的特殊经验和能力，建设一个更加健康、更可持续、更为公平的世界。因为这些原则和美德，是两个民族的共同传统。

同时，国家的自由限制了从属于社会机构的每一个个人。如果我们继续把“极权主义”或“中央专制”等政治概念放在中心位置，我们不可能理解今天中国的发展。对应的中国等值在历史、道德和政治上的关联和讨论中的呈现，与我们经验世界里的概念完全不同。中国既不是雅典也不是罗马，更不是 “第三帝国”。日常生活——尤其是先进力量的日常生活——其特征不是恐惧，而是消费和塑造人生。我们必须认清一个事实，中国的绝大多数人都在为这一制度作出贡献，而我们的模式，并没有被作为替代方案接受。

我们的中国印象是轶闻式和情绪化的

我们继续用20世纪的概念性工具和观念来勾勒我们的中国印象。因此不足为奇，我们只看到中国的集权，却不能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个制度能行之有效大获成功。一点点谦逊和自我批评对我们来说是有益的——特别是考虑到欧洲正面临的巨大的存在问题。

但对于中国的分析与比较，德国恰恰在哲学上缺乏一种制度化的结构。我们没有准备好用自身的力量给自己一种正确对待中国的能力。在图书馆里，人们几乎找不到有关中国几千年传统的迹象。少量我们能够拿到手上的，无非是掺了大量水分的被异化了的翻版。

用可以理解的模式取代后殖民主义的强权手段

我们将继续在欧洲的乡土意识的转盘里转圈，而不肯投资于基础建设和发展适合的科学框架。我们的中国印象是轶闻式的和情绪化的。而本来通过与中国建设性的辩论,有机会以可信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思考民主、人权、自由和尊严：以实现宪政爱国主义、实质性民主、全球可持续、公平和共同负责的经济。

没有理由害怕中国。更应该害怕的倒是，摇着头看着中国的成长，却忘掉了我们自己本来的责任。如果我们真像我们相信的那样认真对待并理解民主和人权，那么我们就应该拿出一套在中国的经验世界中可以理解的模式，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秀后殖民主义的强权手段。

我们需要讨论的诚意

因此，我们必须清楚说明，为何我们认为以目前我们的这种方式制度化的民主是如此之好， 它也能使中国更强大更公正。这对人权同样适用。这里我们需要一个讨论诚意的基础。目标是，出于两国文化的基本态度，对人权问题上希望的和可行的，展开无意识形态的现实的讨论。

对邓小平，我们可以利用旧的知识，当涉水通过一个满是石头的河流，每一步都要谨慎、小心、目的明确、且最好不要领头独行。

在一个多极的世界里，中国只要尚处权力的中心，便没有问题。然而，这一说法的讽刺意义对“中央帝国”来说尚不明显。仍有很多东西，中国是可以向我们学习的——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