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王出川抗日大有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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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的爆发后，四川王刘湘曾跟自己的秘书长邓汉祥解释自己为何最终选择亲自率军出川：“过去打了若干年的内战，报不出账来，今天有了抗战的机会，不能不尽力报国，争取个人在历史上的篇幅。而且我这次调出去的军队，约占全部半数以上，如果我不亲自去指挥，不到半年就会被蒋介石分化或消灭了。”本文摘自2015年6月9日腾讯网短史记。

杨森与刘湘同为四川军阀集团“速成系”核心人物，图为杨森1928年留影

中央以四川为抗战大后方，同“四川王”刘湘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

1937年11月，素有“四川王”之称的四川军阀刘湘，高调率军出川抗日；1938年1月20日，刘因病在汉口去世。诸多国府高层大员公开前往吊祭，多盛赞其乃抗日典范；私下里却多感慨其死乃“国家之福”。譬如，1月26日，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与侍从室主任林蔚讨论抗战前途，林蔚认为，“只要敌人不顾一切真来，武汉决难守住，再退后之局面恐愈难维持”，徐永昌对他这种消极态度不以为然，反驳说：近日刘湘作古，正是天意给国人留下生机，“天不拟亡中国，吾人奈何自亡之？”

这种公开与私下评价的反差，反映了当日大众舆论与高层政要对军阀抗战立场的认知鸿沟。就刘湘而言，其成为“四川王”，本是中央政府为打造“川黔陕”抗战大后方而刻意扶植的结果。但这种扶植，最终，却又成了中央打造“川黔陕”抗战大后方的最大阻力。

刘湘早年割据川东，为四川军阀“速成系”（多出身四川陆军速成学堂）领袖，与以刘文辉为首的“保定系”（多出身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相对抗，至1932年激化成“二刘之战”，刘湘得中央政府之助而获胜，刘文辉败走西康。但至此，刘湘也仍不过是四川诸多军阀的“盟主”，下属军阀如杨森、邓锡侯、潘文华、王赞绪、王陵基等，均有自己独立的“防区”，“防区”内的军政事务，俱非刘湘所能染指。

中央政府决定以四川为抗战大后方，给了刘湘打破“防区制”、成为名符其实的“四川王”的机会。1934年底，因财政近乎崩溃，刘湘第一次出川，前往南京寻求中央政府的帮助。当时，川中大小军阀，在其防区各自发行纸币，且既无基本金，也无发行额度限制。刘湘名义上乃川军领袖，对这种混乱的币值和无序的金融，却是毫无办法。时人形容大小川军自由造币、滥发钞票，“影响之大，更什倍于匪祸”。

刘湘之请，与中央政府筹划建设四川为抗战大后方的计划不谋而合。1935年3月2日，蒋介石飞抵重庆，亲临四川，并长住数月，研究治川方针，重点是军政、财政的整理，以及公路交通的规划。同时，蒋还决定不干涉川省行政，以扶植四川省主席刘湘；甚至在军事上，蒋也决心对刘湘采取包容态度，其日记有云：

“四川内容复杂，军心不固，后患可忧，当一本既定方针，扶助其中之一人，主持川政，而中央除整理金融，统一币制，筹备其经济实业之发展以外，对于军事，不宜植势，以昭大公。”

刘湘向中央求援时，曾痛言“川省财政，久濒绝境”。因中央政府的介入——提供军事后盾以压服川中军阀，提供财政后盾以反击防区滥发纸币——至1935年9月，四川终于完成了币制统一，财政也得以收归省府，大小军阀之“防区”也被取消，刘湘终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四川王”。中央同样也将川省财政整理的成功，视作抗战大后方建设的巨大成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年至今已满九月，此九月中之进步，自觉可比以前三年之成绩。……本月最大之成绩，是为峨眉军训团训练完毕，川中各军处置妥定与四川地方钞币纠纷解决，军事与财政同时统一耳。”

不过，中央政府既然要以四川为抗战大后方，则刘湘必不能在川省安然居于地方军阀的割据地位。此种矛盾涉及双方的根本利益，难以化解，故当中央召集的峨嵋军官训练团致力于培养川省军官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时，刘湘亦针锋相对举办训练班，向川省军官灌输“川人治川”的思想。更有甚者，1936年两广军阀勾结日军，以“北上抗日”为旗号发动“六一事变”，刘湘亦闻风而动，秘密调兵包围了成都中央军校及重庆行营。

此类冲突不一而足，发展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中央与刘湘之间的关系，已恶化至互相提防。1937年6月，中央政府召开“重庆整军会议”，决心对混乱、庞大的川军进行整编，刘湘迟迟不敢前往重庆参会，可见其与中央之间，隔阂已深。当时，“若以团为单位来比较，（川军）竟然有日本全国军队数量的两倍半之多”，不算保安团等次级武装，仅正规部队即高达70余万之众。这些部队，既无战斗力，更拖垮了整个四川财政。“重庆整军会议”最终决定裁减川军20%，不过，因空饷的存在，以及刘湘另设保安团来收容裁下的官兵，这次整军会议，可谓毫无效果。更有甚者，因稍后卢沟桥事件爆发，“重庆整军会议就不得不迁就刘湘的意思来整编川军。他（的直属部队）本来只有四个师，这次借机会整编成三个军，并把裁减下来的人员编成二十多个保安团。”

刘湘被迫率军出川抗日的同时，也在积极布局再做“四川王”

不过，全面抗战的爆发，也给刘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一方面，中央政府在四川省内不断制造舆论，历数川军多年内战的罪恶，敦促刘湘“出川抗日”；另一方面，由军委会下令，使前线川军的两个集团军脱离以刘湘为司令长官的第七战区，进而压迫刘湘出川。后一招尤其见效，“刘湘在成都得知两个集团军都调离了建制，心急如焚，急于赶赴前方，要求归还建制，在南京筹组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由他统一指挥，担任一个战区的作战任务。”

对中央的这种手段，刘湘心知肚明，他曾跟自己的秘书长邓汉祥解释自己为何最终选择亲自率军出川：“过去打了若干年的内战，报不出账来，今天有了抗战的机会，不能不尽力报国，争取个人在历史上的篇幅。而且我这次调出去的军队，约占全部半数以上，如果我不亲自去指挥，不到半年就会被蒋介石分化或消灭了。”

出川对部队有所安置后，刘又转而开始谋求回川继续做“四川王”。据其心腹刘航琛披露，大约与出川同时，1937年11月，刘湘曾向蒋介石递送条呈，“认为前方作战，若后方防务不整，将会没有条理”，故而，欲设立“后方防务委员会”，请蒋介石兼任该会委员长，“后方以四川最重要，他（刘湘）愿意做副手以促其成”。按刘湘的设计，所谓“后方防务委员会”，包括防空、征训、兵工、经济、交通、宣传等六大项业务，每项业务都涉及巨大的人员及物资调配，实际上等同于在四川省政府之外，另设一个川省最高行政机构。换句话说，刘湘其实是想借“后方防务委员会”，重返四川，重新掌控四川军政。至于蒋介石的“兼任委员长”，不过是个挂名的虚衔，按刘湘的设计，下属各业务的主持者，均是自己的心腹。据刘航琛披露，自1937年11月出川，至1938年1月20日去世，刘湘一直在积极推动“后方防务委员会”之事，并要刘航琛负责经济与兵工两大业务；且中央也不得不原则上应允刘湘设立该机构。

大约同时期，刘湘还曾与韩复矩、宋哲元等联络，欲结成同盟，以抵制中央。据宋哲元之第一集团军参谋长张樾亭披露，“1937年冬，……一日深夜，宋叫我到他住处对我说：韩复矩密派代表来说：刘湘令川军封闭入川之路，不让蒋介石及其部队进川。韩本人率部撤据南阳、襄樊、汉中一带。希望我们撤守潼关以西，联名通电和日倒蒋。你看这事做得做不得？”川军将领范绍增则回忆称：1938年1月，刘湘曾命人“带两师人到宜昌、沙市一带，与韩复矩去襄樊的队伍取得联系。”韩复矩的亲信将领孙桐萱也说：“蒋介石认为韩的部队退到河南，将与四川刘湘勾结在一起，乃策划扣韩。”

综上，可见刘湘的“出川抗日”，与其抵制、破坏中央以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的既定国策，几乎同步；不同的是，前者在明，后者在暗。如此，也就难怪徐永昌等中央军政高层，一面赞誉刘湘为国献身，一面感慨其逝世乃国家之幸；这种反差，同样也是前者在明，后者在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