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回世界第一大战略举隅

李毅博士

转载：雅典周刊
http://www.yadian.cc/weekly/list.asp?id=64669


建议北京十万教授连署要求立即实施《官员财产申报法》

李  毅

祖国形势一片大好。中国总产值2009可能超过日本，世界第二。中国总产值有可能在2025年左右超过美国，重回世界第一。

居安思危，中国还存在许多严重问题。腐败问题，就是一个大患。在理论上、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实施《官员财产申报法》。在中国实施该法，对中国解决腐败问题，所起的原子弹一般的巨大作用，可想而知。

建议北京法学界，宣传该法，呼吁北京十万教授连署，要求中国立即实施《官员财产申报法》。

有容乃大

生物卫生这一片，10中有2、3能做点像样子的项目就很不错了。

顶一下。
真正安心做学问的太少。

李毅博士

英国阿富汗战争　　阿富汗是南亚西北端的一个内陆国家，东南接南亚次大陆，可下印度洋；西北邻中亚和西亚，能抵地中海。全国五分之四的面积为山地和高原，平均海拔３５００多米的兴都库什山脉横陈境内，是中亚与南亚间的重大障碍。阿富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形，使其成为南亚与中亚和西亚的交通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１９世纪初，英国殖民者为建立从北非到印度的势力范围带，把矛头指向了阿富汗。而野心勃勃的俄罗斯帝国为南下印度洋，夺取暖洋出海口，也对阿富汗垂涎三尺。南北两大势力不断在阿富汗发生碰撞。英殖民者为与沙俄争夺对中亚地区的控制权，不惜三番五次出兵阿富汗，从１８３９年至１９１９年连续对阿发动了三次侵略战争，但在阿富汗人民的顽强抗击下，入侵者碰得头破血流，遭到惨败的可耻下场。兴都库什山成了英殖民者不可逾越的障碍。
　　第一次英阿战争发生于１８３９年。１９世纪３０年代，阿富汗经旷日持久的封建割据和内战，终于由多斯特·穆罕默德统一了全国。这时，已控制了大半个印度的英殖民者为把阿拉入其军事同盟，不断对阿进行间谍活动。沙俄也加紧对阿渗透，并骗取了阿统治者的信任，使阿倒向了沙俄。英随即以“俄国威胁”为幌子，加紧进行战争准备，决心出兵阿富汗，推翻阿亲俄政府，扶植傀儡政权。
　　１８３９年4月，英军３万多人经长途跋涉，先后到达奎达，而后越过霍贾克山口侵入阿富汗西南部；英军另一路强行穿越开伯尔山口，配合英军主力作战。阿军仅有１．５万人，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装备上都远不及英军。英军很快就攻占了坎大哈和加兹尼，兵临喀布尔城下。多斯特·穆罕默德向俄求援遭拒，只好逃到布哈拉避难，英国随在喀布尔建立傀儡政权。为回击英国侵略军，阿富汗人民揭竿而起，展开抗英游击战争。各地游击队依托有利地形，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袭击英军哨所，切断敌交通补给线，收复重要城镇。英军在阿游击队沉重打击下，士气低落，惶惶不可终日。
　　１８４１年１１月２日，喀布尔爆发起义，各地游击队举行联合反攻，怒不可遏的喀布尔市民手执各种原始武器冲向预定目标。起义军英勇作战，势不可当，当晚就占领了喀布尔全城。第二天起义军向城外的英军据点进攻，英殖民军惊呼“阿富汗全国居民都拿起武器反对我们了”。战至９日，起义军攻占了喀布尔至巴拉·喜萨尔要塞间的全部据点，后又击毙英国公使麦克诺顿，英军被迫同意从喀布尔撤军。英军残部及随行人员和家属１．６万人在向贾拉拉巴德撤退沿途，多次遭到起义军的伏击，最后只有一名身负重伤的军医跑回贾拉拉巴德，报告了英军全军覆没的消息。此后，抗英武装又包围了贾拉拉巴德和坎大哈，收复了加兹尼，英傀儡政权彻底垮台。
　　英殖民者不甘心失败，增调援军，首先解了贾拉拉巴德和坎大哈之围，尔后从东、南两个方向大举进攻喀布尔。１８４２年９月，阿军经浴血奋战，终因力量悬殊，主动撤离了喀布尔。英军重占喀布尔后烧杀抢掠，疯狂报复。但阿人民并没有屈服，抗英斗争更加高涨。英军唯恐再遭惨败，在救出人质后，慌忙于１０月１２日撤回印度。历时三年半的第一次英阿战争，使英殖民者损失了３万余人，耗资１．５亿英镑，结果以阿富汗人民大获全胜而告终。以后30多年英国殖民者未敢再向阿富汗发动侵略战争。
　　１８７９—１８８１年英殖民者又进行了第二次侵阿战争。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英俄两国在阿富汗南北两翼不断进行侵略扩张，将边界向前推进直接与阿领土接壤，对阿构成新的直接威胁。
　　阿为寻求庇护，接受了沙俄提出的包括出兵援阿等条款的条约草案，拒绝了英国使团来访。英殖民当局不能容忍阿与俄结盟，便以使团遭拒为借口出兵侵阿。１８７８年１１月，英殖民军３．５万人分３路入侵阿富汗。阿统治者一心指望俄国援助，采取不抵抗政策，有意将５万人的军队分散在全国各地，企图让英军深入国境，迫使沙俄实现出兵援助的诺言。由于阿实行这一指导思想，使得阿军防守十分薄弱。南路殖民军向坎大哈推进，一路未遇抵抗，于１８７９年１月８日轻取该城；
　　中路殖民军在派瓦尔山口受阻，后迂回阿军侧后迫其后撤；北路殖民军在开伯尔山口遭阿军炮火猛烈轰击前进受阻，但当夜阿军奉命撤退，殖民军顺利占领了贾拉拉巴德。阿大片国土沦丧，请求俄国出兵。但沙俄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不愿在阿与英国摊牌，因而拒绝出兵。阿富汗迫不得已于５月２６日同英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甘达马克条约》，阿成为英国的附属国。
　　《甘达马克条约》的签订激起阿国内一片义愤。９月８日，喀布尔爆发人民起义，愤怒的士兵和群众包围殖民者官邸，杀死了英国总督。喀布尔的人民起义点燃了全国抗英烈火，许多部族纷纷组织抗英游击队。在喀布尔市郊，不少农村妇女拿着铁锨、斧头、马刀参加抗英军作战，使侵略者每前进一步都付出惨重代价。１０月１２日，殖民军再度占领喀布尔，对爱国者和广大市民进行疯狂的报复。各地抗英武装以加兹尼为基地，对喀布尔形成包围，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并挫败了殖民军对加兹尼的进攻，给敌以重创。１８８０年７月２７日，抗英军２．５万人在坎大哈附近与殖民军一个旅遭遇，打响了著名的迈万德会战。抗英军在兵力火力上均占优势，战斗开始后，抗英军首先以炮火压制敌两翼的炮兵和骑兵，掩护步兵前进。尔后步、骑兵紧密配合，乘势发起猛攻，打得殖民军溃不成军，只是援军赶到才免遭全歼。抗英军乘胜向坎大哈进军，喀布尔殖民军也被１０万起义军包围，英殖民当局调来大量增援部队才把抗英军镇压下去。在阿人民的英勇抗击下，英殖民军到处挨打，四处碰壁，被迫同阿富汗统治者签订妥协性协定，同意阿内政自主，但外交受英控制。１８８１年４月，殖民军放弃了侵占阿富汗的打算，全部撤出阿富汗。
　　１９１９年爆发了第三次英阿战争。１９世纪末，阿富汗国内安定，经济复苏，民族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牵制了英国很大力量；俄
　　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国际国内形势对阿摆脱英国外交控制，争取彻底独立十分有利。１９１９年２月，阿改革派代表人物控制政权后，宣布阿富汗独立，不承认任何外国特权，并采取联苏抗英的政策。英殖民者拒不放弃它在阿享有的特权，在阿边境集结兵力，准备发动新的侵略战争。
　　５月３日，英军袭击开伯尔山口阿边防军，接着，英国侵略军３．４万人分为三路入侵阿富汗，主力在北线经开伯尔山口向贾拉拉巴德方向进攻，一部在南线向防守薄弱的坎大哈出击，另一部在科哈特地区取守势。阿军４万人分三路在开伯尔、加兹尼和坎大哈迎击敌人。英军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还拥有少量装甲车和作战飞机；而阿军训练很差，装备落后，刀、剑是主要兵器，为数不多的枪炮不但陈旧，而且弹药不足，英军在兵力兵器上占有绝对优势。尽管如此，阿富汗人民为独立自由而战，士气高昂，作战英勇，并得到了印阿边境少数民族起义军的大力支援，扭转了被动局面。５月６日，开伯尔方向阿军以３个步兵营攻占了敌巴格要塞，抢占了朗迪科塔尔要塞周围有利地形，但未乘敌兵力空虚之机攻下要塞，坐失战机。英军增援部队迅即赶到，在英国皇家空军的支援下，夺回了巴格要塞，阿军且战且退。英军又集中轰炸了贾拉拉巴德和喀布尔，引起阿军和市民恐慌。英军正准备向贾拉拉巴德进攻时，得知阿军在中路主动出击，被迫分兵增援。
　　加兹尼方向阿军行动迅速，５月１９日进至边境重镇马敦，居高临下，迫敌后撤。随即抄小路直插塔尔城下，直接威胁敌设在科哈特的大本营，打乱了英军部署。阿军以炮火猛轰塔尔城，但由于步炮协同不利，未能攻下该城。英援军赶到后，阿军为保存实力，主动撤出战斗。南线阿军取守势，在优势之敌进攻面前，顽强坚守，给敌以重大杀伤，迫其停止进攻。
　　阿军的英勇抗击和印度解放运动的高涨，使英侵略军处境困难，被迫放弃了继续作战的计划。６月３日，双方停火，进行谈判。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２２日，英阿签订和约，英国承认阿富汗独立。至此，阿富汗人民抗英战争取得了彻底胜利。
　　１８３９—１９１９年间，阿富汗进行的三次抗英战争是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的正义战争，是亚洲革命风暴和亚洲觉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次战争中，世界上最强大的殖民帝国居然一次又一次地被一个弱小落后的国家所击败，在世界历史上实属罕见。它雄辩地证明，任何强国要想以武力征服一个生命力旺盛，民族意识强烈，反抗精神顽强的民族，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它也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树立了榜样。当然，英国在阿富汗进行的是殖民扩张的非正义战争，是必定要失败的，但反思当时英国殖民者在世界各地到处得手，而在阿富汗却碰得头破血流，这不能不给人以历史的启迪。
　　从英国殖民者方面看，其不惜三番五次出兵一个贫穷的山地国家，企图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是出于与沙俄争夺对中亚控制权的战略需要。虽然英侵略军在兵力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但其弱点也十分明显。首先，英军劳师远征，后勤供应不济，交通补给线长，易受攻击，又无法就地筹措作战物资，难于支持长期战争；其次，英军对阿地形气候不适应，不熟悉山地作战，对阿人民的抵抗意志和各种困难估计不足，在实行外线作战时，对活跃于深山密林的阿抗英游击队束手无策，处处被动挨打；第三，英军士兵主要是雇佣兵，士气低落，一有机会就逃跑甚至倒戈，战斗力不强。这些都是造成英军不敢长期作战和对阿实行军事占领的重要原因。

李毅博士

阿富汗打了八十年，打了三场英阿战争，三次打败英国，最后彻底打走了英国。中国在所有方面比阿富汗不知强大多少倍，可是，打输了鸦片战争，打输了甲午战争，蒋介石不战而弃东北、平津。为什么？大陆现行大中小学教材的解释基本上是错误的。

niuin

你已经给出了一半的答案了 "阿富汗人民为独立自由而战，士气高昂，作战英勇" "喀布尔爆发人民起义，愤怒的士兵和群众包围殖民者官邸" 一个同心同德的民族，可以被敌人杀光，却很难被征服。没有一个欧洲入侵者是以杀人为动机，而发动战争的。他们的战争是手段，目的是获得利益，农产，矿产资源等等。说白了，他们是野蛮地"探索新大陆"的投机主义者。

另一半是近代的中国呢？一个腐朽的封建王朝苟延残喘，奴役人民，窝里斗，争权夺利，人民起义一方面要反对封建王朝，又有外族的入侵，当然主要还是时机未到，没有一个可以赢得民心的组织和思想。直到GCD在MZD的带领下，一样是极其恶劣的物质条件，可是却打败了有美国撑腰的JJS，原因？  
我个人认为，人心所在而已。其他的因素是技术层面的（GMD内部嫡系杂牌的矛盾... etc.），影响事情发展的快慢，但不决定最终结果。

niuin

你看中国体制方面的问题在哪里？
李毅博士 发表于 20.7.2009 11:54

我不是学政治的，不懂里面的东西，但是就本能的直觉，个人认为:
1）教育的普及至关重要。中国在教育的投资和别的国家相比太少了（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不是绝对数值）。没有受教育的民众，不了解自己的权利和权益，不用谈什么民主. 人民当家做主也是虚的。
2）建立一个平等的人才激励机制。奖罚分明，唯才是用。这样才能释放人才的能力。我当然知道这是好说不好做的事情。但是这似乎是唯一的出路。中国人的智商绝对是不低的，可是都用在什么地方了呢。特别在国内，所有的亲戚朋友同学，回答几乎相同》搞人际关系，其实是拉关系。因为，关系是国内最重要的东西，比专业才能，有时甚至比人品都重要。科技创新，很好的愿望，谁来实现？大家都忙着拉关系去了。没关系就没机会，就没资金！现在的风气是大家先交流交流，出入花红酒绿的场所，桌上的珍馐，手里的佳酿，怀里的美人，谁这时候还能搞科技创新的，不是圣人，就是超人。
3）权利监督机制。官员财产法是个好的出发的。可是，我相信，以中国人的智慧，一定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的，只会让事情做的越来越隐蔽。因为，没有人愿意拿刀砍向自己的胳膊或者同事的胳膊，即使哪怕自己知道这只胳膊伸得太长，应该被砍。中国很多时候还是人治大于法治。希望gcd员们通过学习，开会而达到和保持超道德的标准几十年是不符合人的本性，不实际的。没有监督的权利必将导致滥用而谋私。这更是个知易行难的东西。有个冷笑话，一个县城里贪污最厉害的是谁？当然是反贪局的局长了！其他官员通过种种途径得来的钱财，都得分他一部分，拿去上供。我想，这可能是最根本，最难解决的问题。
您可能有高见，愿闻其详。

李毅博士

我不是学政治的，不懂里面的东西，但是就本能的直觉，个人认为:
1）教育的普及至关重要。中国在教育的投资和别的国家相比太少了（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不是绝对数值）。没有受教育的民众，不了解自己的权利和权益， ...
niuin 发表于 30.7.2009 00:13

高见。这三个问题，都颇难解决。全是需求不足的问题，都不是供给不走问题。

解决的途径，或许是全面自主创新。自主创新，造成对受过教育的人的需求，对人才的需求，对公平竞争的需求。没有这三项东西，如何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见笑。

李毅博士

你已经给出了一半的答案了 "阿富汗人民为独立自由而战，士气高昂，作战英勇" "喀布尔爆发人民起义，愤怒的士兵和群众包围殖民者官邸" 一个同心同德的民族，可以被敌人杀光，却很难被征服。没有一个欧洲入侵者是以杀 ...
niuin 发表于 29.7.2009 22:44

高见。

有容乃大

阿富汗打了八十年，打了三场英阿战争，三次打败英国，最后彻底打走了英国。中国在所有方面比阿富汗不知强大多少倍，可是，打输了鸦片战争，打输了甲午战争，蒋介石不战而弃东北、平津。为什么？大陆现行大中小学教材 ...
李毅博士 发表于 27.7.2009 20:14

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赞同这么简单的比较。

李毅博士

三、战争视角的“综合国力”

前已述及，西方对“综合国力”的研究源于对国家霸权（NationalPower）的追求，而战争能力是国家霸权的基石。“综合国力”的研究思路告诉我们，决定战争胜负的首先是先天因素、军备类因素、经济类因素。

作为参照物，我们不妨听一下孙子的想法，孙子兵法开卷第一段就说：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孙子从道、天、地、将、法这五个角度思考“综合国力”。

“道”被孙子放在第一位：“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也”在孙子看来，一个国家的统治精英与广大国民能否同生共死，是决定胜负的首要因素。

在“综合国力”的研究中，先天因素、军备类因素、经济类因素被视为最重要的，而被孙子放在第一位的“道”几乎没有位置。只有少数研究提到“民族凝聚力”，接近于孙子的“道”。

从表一罗列的因素看，“综合国力”其实更接近国家战略资源（National Strategic - Resources），即国家实现本国战略目标所可以利用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关键性资源。然而，资源并不等于国家的实力，恰如有钱不一定受尊重，肥胖不一定能打架，武器好不一定功夫强，知识多不一定明事理。

战国时代，齐为东部发达国家，拥有“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而秦是紧靠西戎的落后地区，而且与山东六国为敌。除了被消灭，或者臣服于“发达国家”，秦难道还能有其他出路？而历史的事实是：秦灭六国，一统天下。秦获胜的根源何在？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回顾了历代秦王的改革历程：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

请注意，秦的改革对精英集团是“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在那个实行“分封制”的时代，每个封君都类似独立王国，众多的封君成为底层国民的沉重负担，且封君的野心往往与整个国家的利益对立，打击封君们，一为底层国民减负，二遏制分裂势力。而改革对底层国民则是，“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尤其是秦实施“纳粟授爵”和“军功封爵”，任何国民只要在经济或军事上有功于国，即可获爵位，严重冲击了爵位世袭的旧制，开辟了使国民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一致的可能性，而这正是孙子置于首位的“道”。

有人估算，宋代的GDP占全球的50%，今天，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美国GDP也只占全球的30%。更有意思的是，宋已经有了现代财政、金融制度的雏形，很多史学家热衷于讨论宋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峰，宋徽宗在中国绘画史上，蔡京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无法磨灭的地位。可见那时的宋朝不但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超级大国”，而且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

而当时的金国，论人口不过是宋的1/20；论经济尚处于渔猎游牧阶段，论财政没有固定的财税制度；论军费北宋“承平既久，帑庾盈溢”，而且“六分之财，兵占其五”（陈襄.古灵集）；论兵力，金朝的军队总数不足20万，宋朝的军队总数则在百万左右；论科技，宋朝极为重视科技强军，“器甲铠胄，极今古之工巧；武备之盛，前世未有其比。”（沈括：《梦溪笔谈》），而金朝初期的兵器制作相当粗糙，中期以后的才有所改进；至于文化，金基本上是处于原始文化形态，与宋相比，落差极大。

凡此种种，从“综合国力”的视角看，金在大宋面前只能战战兢兢，韬光养晦，力争与大宋接轨，以期承接产业转移。若计不出此，金何以自存？然而，区区八万金军兵临开封城下，北宋“以堂堂大邦，中外之兵数十万，曾不能北向发一矢、获一胡，端坐都城，束手就毙！”（洪迈：《容斋随笔》）。

为什么？

有宋一代最为后世文人赞叹的就是“仁政”。宋太祖赵匡胤用法律形式规定以后皇帝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臣下除了谋反和叛逆外，不得杀戮。宋太祖还传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的“誓牌”。以致一位当今颇善炒作名气的文人也说“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然而这惠及士大夫的“仁政”却造就了一个肆无忌弹的特权阶层。

在那个时代，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由于朝廷“不抑兼并”，宋代的士大夫们“宦游而归，鲜不买田”。“富者有赀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贵者占田往往不择手段，大诗人陆游之子陆子通为了占田以贿赂高官，动用专政机关，对农民烧房、拘押、灌粪，“逼写献契，而一金不酬”（俞文豹《吹剑录外集》）。土地兼并使社会资产高度集中于拥有特权的“形势户”手中，而这些人有能力要求“政策优惠”以逃避税赋。宋真宗描述了这一态势的社会结果：“豪富形势者田多而税少，贫弱者地薄而税重。”

宋代工商业最显著的特点是榷法，即国家垄断经营。诸如盐、酒、茶、舶来品等，在大部分时间都属于禁榷专卖物品，不许私造私贩。而特权阶层却能利用专卖制度大发横财：“榷酤立法甚严，犯者籍其家财充赏。大官势臣，连营列障，公行酤卖，则不敢问，是行法只及孤弱也。”（《宋史》卷381《洪拟传》）部、省、地级首长横行不法，私造私贩的案例简直不胜枚举。

连军队也成了特权阶层谋私的工具，最高军事首长童贯、高俅“自恃昵幸，无所忌惮，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靖康要录》）。

这样的国家谈何上下同意，同生共死？

从数学的视角看，“综合国力”研究是研究者自选一些因素，构成一个N维空间，将现实中的各国视为该空间中的一个个点，然后自创一些算法，来定义这些点与原点的“距离”（未必符合泛函中关于距离的公理），最后用这种“距离”来排序，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国家间的权力秩序。

从“综合国力”的视角看，相对于金，宋无疑是个庞然大物；而从孙子“道”的视角看，这庞然大物不过是个巨灵神，经不起孙猴子一棒，焉有不亡之理？

“道”与“综合国力”，到底哪个视角能看到真实的NationalPower？

四、“因粮于敌”：“经济因素”的悖论

在现代“综合国力”研究中，“经济因素”是不可或缺的支柱。“综合国力”是经济因素的单调函数：GDP增长，“综合国力”就增加，至少不会下降。其潜台词是：一个国家，富与强正相关，如果你的GDP只是别人的几分之一，就别乍刺儿，老老实实给人家打工。

而在孙子列出的“五事”中，根本没有“经济因素”的位置。倒不是他无视经济因素，对战争与国家财力的关系，先秦思想家们有清晰的认识。管仲说过：

“粟行三百里，则国无一年之积；粟行四百里，则国无二年之积；粟行五百里，则国众有饥色”。——定量地描述了战争对国家财力的消耗及其后果。

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孙子提出了两个原则：

其一：“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控制战争对国家财力的消耗；

其二：“因粮于敌”，因为“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力争消耗对方的财力，而不是消耗自己的财力。

中国现代的战争实践活生生的展示了“因粮于敌”的原则。

抗日战争时，如果遵循“综合国力”的思路，当时的日本是世界列强之一，拥有“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生产力”；而中国是落后的农业国，哪有本钱抵抗大日本皇军？然而游击队之歌唱道：“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日本的“综合国力”成了抗日军民心中的物资来源。

解放战争时的歌谣《运输队长蒋介石》唱道：

“运输队长蒋介石，工作积极又努力。

一天到晚出主意，为咱送来好武器。

拉起队伍一二一，一起送到解放区。

陈诚负责办手续，实报实销白崇禧。

马歇尔他干着急，杜鲁门他没脾气。

……”

毛泽东曾说：

“从南昌起义到新中国成立，我军的武器装备主要来源于战场缴获。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通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这是真理，并不是笑话。”（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试问，为什么当年的共军能够实践孙子“因粮于敌”的主张，而国军却只能扮演运输队长？

我们建国初年，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军队师老兵疲，亟待转业；而美国却是全球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朝鲜一仗，为何硬是打了个平局？为什么堂堂大宋的经济实力不但未能转化为战争能力，反而成了金军洗劫的战利品？萨达姆的伊拉克曾是中东地区最发达、最现代化的国家，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两伊战争，却无法战胜毛拉们领导的伊朗。面对美军主导的北约的进攻，塔利班能缠斗至今。而远比塔利班现代化、正规化的伊拉克，面对同样的敌人，却在数月内土崩瓦解，“综合国力”的诸要素统统不见踪影，整个战争蜕化为新闻部长萨哈夫“一个人的战争”。这又是为什么？

“综合国力”的思路将“经济力”视为战争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经济力”增强则NationalPower加强，反之NationalPower则削弱。而史实告诉我们，这只是个幻觉。在一定条件下，肥硕的“经济力”只不过是对手眼中的“鱼腩”，只能激发对手“因粮于敌”的热情。

孟子说：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

可见，先秦思想家们已经普遍认识到“道”的核心地位，现代“综合国力”研究将“经济力”置于“道”之上，甚至根本无视“道”的存在，以为有钱有枪就可以自保，甚至可以强制别人，整一个土老财的思维水准，却自诩科学，不亦愚乎？

五、生存与发展视角的“综合国力”

与西方学者从国家霸权（NationalPower）出发不同，中国学者偏向于国家的生存与发展。

按黄硕风的定义，一国的综合国力要反映一个主权国家生存与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物质力和精神力）及国际影响力的合力。（黄硕风：《综合国力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可见黄硕风的视角已经从对外转向内外兼顾，从战争能力转向“生存与发展”能力。

王诵芬等认为，综合国力是主权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所拥有的各种力量的有机总和，是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又是强国据以确立其国际地位、发挥其国际影响和作用的基础。（王诵芬主编：《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研究》，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这与黄硕风的视角无异。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2003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称：

“综合国力(ComprehensiveNationalPower)是指一个主权国家赖以生存与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及国际影响力的合力”

可见“生存与发展”能力是国内研究者的基本出发点。

当年的苏联，从“综合国力”视角看，长期稳列第二，却为何一朝崩溃？当年的大英帝国，直到二次世界大战前，其经济、军事实力长期首屈一指，“日不落帝国”的称谓则表明了其控制的地域之广。却为何沦为二等强国？

事实上，“综合国力”充其量能代表国家控制的广义资源，而无法代表国家“生存与发展”的能力。

历史上能看到很多如日中天的大国分崩离析，如查理曼帝国、蒙古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奥匈帝国……。这些庞然大物看似强壮，却丧失了凝聚力。破坏凝聚力的有阶级对立、民族对立、地区对立、宗教对立等诸多因素。从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角度看，凝聚力的形成与瓦解无疑是最重要的研究对象，这其实就是孙子的“道”。

观察历史可以发现，体制内的主要受益者，往往是瓦解凝聚力的主力军。还是以大宋朝为例，这个体制的最大受益者是“士大夫”集团，他们的另一个称谓是“官僚地主”集团（见姜锡东《宋代地主制经济的特权性》），大宋朝在政治上以“仁政”厚待这个集团，在经济上以“不抑兼并”放纵这个集团。

这个集团在体制的“仁政”下，放手兼并土地，上至皇亲国戚（如明肃太后的姻亲王蒙正）、副总理（如吕惠卿、章惇），下至纪委干部（如王庭老）、御用隐士（如种放），从中央到省地市县、从民政到军政、从行政到纪检，概莫能外。其中的佼佼者竟到了“田产跨连郡县，岁收租课十余万石，甲第名园，几半吴郡，皆夺士庶而有之。守令为用，莫敢谁何，”的地步（胡舜陟《再劾朱勔》）。

那个年代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在经济体系中扮演着今天资本扮演的角色。大规模兼并的结果是：“地各有主，户或无田产，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雍熙三年七月甲午）。即人们今天看到的“资本与劳力双过剩”。

这样的态势造成了两个尖锐的矛盾：

其一是精英集团与广大国民的矛盾，越来越多的国民被兼并大潮逼到了汉代董仲舒描写的“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的边缘。事实上宋朝农民起义不断，规模较大的就有：王小波、李顺起义，宋江、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

其二是精英集团与国家政权的矛盾，当时的财政说明书《治平会计录》载：“赋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已经有70%的生产资料，被精英集团敛去，造成政府税源枯竭。至于那些公然私造私贩的“大官势臣”，那些“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的军事首长，简直就是在直接挖体制的墙脚。

由此可见，大宋朝岂是亡于区区8万金兵。

体制的主要受益者瓦解国家凝聚力，这不限于宋朝。当年朱镕基总理就曾问过：“为什么越富的人越不交税?”其实，不缴税还是客气的，许多勾结海外反华势力，力图瓦解国家凝聚力的人都是体制的主要受益者。

恐怖分子热比娅，当初以3000元钱起家，十年间即坐拥上亿家产，拥有八家企业和占地1.4万平方米的热比娅大厦，还拥有乌鲁木齐市繁华地段1.2万平米的地皮。许多没有体制背景的创业者，苦斗十几，二十年，不过维持一个尚能运转的小公司而已，更多的人以破产收场。热比娅的暴富，不可能没有体制因素。只要看看她获得的头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新疆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有几个人受体制的恩惠可与之相比？而她对国家又干了些什么？

体制的受益者瓦解国家的凝聚力，现代“综合国力”研究是看不到这些的，而这对国家的“生存”问题至关重要。

其实，有两个现成的指标可以间接地反映一个国家的凝聚力：基尼系数与清廉指数。然而笔者未见到任何一位“综合国力”研究者引用这类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