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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打虎”:十年政商纠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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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30.8.2014 10:08: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处于反腐风暴口的山西再创新纪录。
  8月2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而随后,山西省副省长任润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也正接受组织调查。
  而此前的8月23日,中央纪委在相隔不到一分钟内连续通报: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山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聂春玉两位省部级官员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省级官员的陆续落马,也使山西成为落马省部级官员最多的省份。中共十八大后山西已经有7名(现任或原任)省部级官员落马,而本届山西省委常委班子中更是有5位常委被拿下。
  而山西官场的反腐仍在继续,据报道,吕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明珠于8月26日被有关部门带走,同日被带走的还有至少三名知名富豪。
  山西落马“老虎”如此密集或非偶然。过去十年,在以煤炭和能源构筑的山西产业链条中,权力占有支配地位,但制约机制却始终缺位,资本与权力的扭结,最终形成腐败滋生的土壤。如何清理腐败积弊,同时清除腐败高发的权力根源,或许是反腐由治标转向治本的关键所在。
  因煤而乱
  山西何以成为中国腐败的重灾区?梳理这些腐败案件,会发现一个明显的特征,多数案件都与煤炭产业链条有关:如公安、煤炭、安监、交通等系统的腐败案件。上至省厅干部,下至科长股长,都有可能在以煤炭和相关产业构建的体系中,获得丰厚的“黑金”回报。
  有一段时间,在山西流传甚广的段子是,山西某些运管部门的一些执法人员上岗之前会打牌,谁赢了谁就能上岗执法。彼时的山西,谁能上路执法就可以对运煤车罚钱,意味着能获得滚滚的财源。
  从2003年到2012年的煤炭黄金十年间,围绕煤炭所产生的腐败也随着煤炭价格的一路走高而逐步升级。2002年初,是煤炭市场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为了激活山西的经济,山西省出台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入股煤矿,在县乡一级,则鼓励个人承包煤矿经营。
  一批私人老板借此机会从政府手中获得了廉价的资源。例如,曾经被媒体称为用白菜价获得煤矿的吕梁巨富邢利斌,以及所谓的山西首富张新明等人,都在早期以相当低廉的价格,从政府手中获得了煤矿开采权。但这一获取的过程,如果考虑当时的煤炭市场行情,其实无可厚非。
  而随着煤炭行业形势扭转,山西全省也开始调整政策。2004年,山西全省开始清缴资源税款。其后,国土资源部也出台了煤炭资源有偿使用等一些文件。对于这些煤老板而言,意味着煤矿不能再随意开采,要开采就要先交费。当时,一个储量约700万吨左右的煤矿,每年交的资源税款达800万元。
  不过,这是权力强力介入煤矿经营的开始。为了少交钱,有些矿主就会少报资源储量,其中自然就出现了贿赂官员的现象。而对于大多数私营的矿主,清缴资源税款的另一个作用,是产权关系得到基本明确。
  这时,煤老板和一些政府官员利益交错。几乎所有的煤矿,都要寻求政府层面的保护,对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和制衡,则使腐败呈现蔓延开来的态势,即使是一个副科级的基层官员,只要是和煤炭有关,便拥有强大的调控权力,其寻租产生的利益,甚至要比处在省委任职的厅局级干部还要大。同时,也可以隐秘地“入干股”、甚至直接经营煤矿,形成“官煤勾结”。
  例如,运城市公安局原局长段波在任临汾市公安局副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和执法权力的影响,为新塔矿矿主提供保护,段波占有新塔矿业有限公司50%的股份,个人资产竟达10亿;霍州市公安局原局长庞星明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私开矿矿主充当保护伞,共索取和收受其财物合计595.08万元。
  无论是小煤矿作为灰色存在的早期,还是价值日益倍增的后期,私营煤矿必须寻求强有力的保护伞,才能确保正常经营,而各级公安领域的一些官员,就成为重要的同盟。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太原三任公安局长连续落马,一些地方的公安局长也以身试法。
  还有一些官员,他们的官职虽不大,但由于处在比较关键的岗位,贪污受贿的数额也令人咋舌。临汾市蒲县煤炭局原局长郝鹏俊,就利用职权开办煤矿获取巨额利益,违规违纪资金高达3.05亿元,分别在北京、海南、临汾等地购置了36处房产,被称为山西煤焦领域反腐“第一案”。
  正是这一时间段内,山西不断爆发出矿难安全事故。“带血的煤”,令山西的形象一落千丈。
 楼主| 发表于 30.8.2014 10:09:07 | 显示全部楼层
权力之祸
  2005年,出任山西省代省长的于幼军,有感于山西煤焦领域的问题重重,亮起了煤焦反腐的大旗。当时,于幼军曾公开称:非法违法煤矿的存在,是对法律尊严的践踏,是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毒瘤。为什么非法违法采矿行为屡禁不止、屡打不绝?就是因为他们身后有着各种各样的“保护伞”和利益圈。
  2005到2006年这一轮反腐和煤焦整治风暴中,所有证照不全的煤矿,基本都办上了合法合规的开采许可证等证照。
  不过,在民营煤矿逐步规范的同时,政府权力对煤矿经营的介入却日益直接、日益频繁,山西某山区县的煤老板老康(化名)做过一个梳理,2009年全年,他所经营的煤矿曾接到了来自各级政府的文件共980份;2010年,这个数量是1280份。一年365天,算上周末,平均每天都要接到政府的规范性文件三到四份。这些庞杂的文件,时常相互打架,让经营者无法适从。
  老康感叹,在任何一个行业,都没有像煤矿下文下这么多的。而且,很多规定是层层加码,省里面出5条,到市里是7条,到了县里就变成9条。而如果都拿这些文件当真,就会无法经营。事实上,这些文件,也只是为各个部门的选择性执法提供了依据。如果搞定这些关系,文件就只是一张纸。
  在文件过多背后,则是监管煤矿经营的各项权力,被逐步上收,日益集中到省级部门。让老康印象深刻的是:原来安全监管是乡镇一级监管,后来安全监管的权力逐步上收到县里,然后收到市里,直至最后收到省里。在2008年到2009年之间,这种状况达到了顶峰。
  对于老康来说,监管权力上收,意味着程序繁复庞杂,要跑的部门更多了,应对各个部门、各种关系更多了。这一时期,也恰逢煤矿效益最好的几年,作为企业,则是将此作为了运营成本的一部分。从老康的感受来看,上收到市一级或省一级进行安全监管,并不意味着乡镇和县级政府不管,只是在监管上多了几道关口。实际上一个地级市,一般大大小小算起来,超过500多个煤矿来算,监管部门每天跑一个矿,一年都跑不下来,根本无法监管。
  2007年8月,于幼军离任山西省长之后,山西迎来了孟学农。这时,山西的安全生产形势已经十分严峻,孟的施政方略是搞安全生产托管,即将安全的责任托管给大集团,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整合。
  在这种形势之下,30万吨以下的矿井关掉了,全省整合为1500余座。有分析人士称,这种托管整合,还算是基本依据了市场规则,有些煤老板也就此全身而退。
  但这个时候,煤炭的利润也一再攀升。新的投资者还是不断涌入山西,其中尤其以浙江和福建等地的企业为主,与本地企业家相比,外省市的企业家们在经营政商关系上毫不逊色,而对于一些占据重要职务的官员来说,与陌生人打交道或许更好。
  已经落马的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就曾经主政山西省发改委,这一职务的含金量,在山西的厅级官员中无出其右。因为无论是煤矿的技改、兼并,还是延伸产业链项目,诸如煤化工、发电项目,都需要经过发改委审批。审批权力上收的同时,寻租的利益向上移动。而基层政府并没有因此受损,在监管上,对煤炭生产的全方位全过程干预,也日益频密。
  一些地方和官员以安全监管为名义,设立各种名目。发展到最后,煤炭经营被管理得事无巨细。几乎各个部门,都要寻求机会,到煤矿实施监管。有知情者描述,高峰时,煤矿会同时进驻着多个部门的监管人员,办公室坐满了人,对这些人,要管吃管住还得发工资。就连一些在国有煤矿把持大门进出的保安,都有了特殊的权力。据说一些保安队长操办的婚嫁宴席上,当地的私营矿主、运输公司老板都是座上宾。
  而最近落马的聂春玉,则和前段时间落马的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一样,都曾任职于吕梁地区。相比于陈川平,聂春玉的落马在很多人看来早有先兆。因为过去十年,吕梁是山西的后起之秀,借助煤炭开发,吕梁从后进成为先进。
  因7000万嫁女而名噪一时的煤老板邢利斌,就是出自于吕梁市的柳林县。这场豪华婚宴上,除了引人注目的明星,还有来自山西的各级官员。正是因为这种交叉盘结的政商关系,往往一个贪腐案件背后,牵连出一系列案件。一个贪腐官员背后,就是一整串的官员和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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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30.8.2014 10:09:16 | 显示全部楼层
国企之痛
  山西省一位长期研究煤炭市场的人士告诉记者,在煤矿整合中,存在大量的灰色空间。因为对于很多老板来说,怎么样把煤矿留下,或者顺利拿到整合价款,空间非常大。比如,很多煤矿,只要跟焦化厂有协议,或者跟钢铁企业有协议,就可以作为转型中的煤矿加以保留。而这样的煤矿如何来认定,当然由政府官员说了算。另一方面,对于整合主体——各大国有企业来说,整合一些相对优质的煤矿,以低价获得煤矿,同样依赖于政府从中操作。
  山西省国资委主任朱晓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称,在经历过煤矿整合之后,省属国企个个举足轻重,资产动辄超过1000亿。数量庞大的民营煤矿,在以股份的形式被整合后,让国企的股权结构极为庞杂,理顺的难度非常大,这也给国企改革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而央企华润在收购山西金业过程中的利益输送,则展现了另一个侧面。在谋求资源整合中,民营企业和国企、央企有着复杂的利益勾连。
  在山西层出不穷的贪腐案件中,国企是另一个重灾区。十年之中,先后有国企负责人在煤炭生产、销售过程中,利用职权挪用公款、收受贿赂的案件,如山西焦煤集团原副董事长、总经理高玉斌利用职权在煤炭销售过程中受贿120万元。山西晋城无烟煤业集团副总经理李海明,在2007年到2009年任职期间,通过为热力企业签订计划内33万吨电煤购销合同,敛财24万元。
  除了陈川平,焦煤集团董事长白培中案,目前还在侦查阶段,这个曾经因为家中被盗出数亿元巨款而闻名天下的国企董事长,据传一度是升任为副省级官员的热门人选。而他的案发,也被认为直接牵涉了曾经任山西省纪委书记的金道铭。在白培中一案的处理中,金道铭被认为染指和干预其中,获得了巨大利益。
  事实上,不少山西官员因煤而兴。同煤集团累计输出10多位省部级干部,8月29日,被宣布正接受调查的副省长任润厚,此前曾担任山西潞安矿业(集团)公司董事长。
  上述对山西煤炭市场熟悉的研究人士说,实际上,山西要想从制度层面上解决腐败高发的局面,必须大刀阔斧地改革,真正地让企业成为市场主体,将资源交由市场配置,这个其他省份看似天经地义的道理,在一些山西官员的思想意识里,仍没有成为自觉的行为,仍然亟待一次彻底的思想解放。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山西强力反腐之后的制度建设,也期待重新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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